那么，我们要问:一个医生，不去研究病人致病的机理以根除病因，却致力于赞美病人体质“积极的”方面，表达对细菌和病毒的“抗议和控诉”，病人会康复起来吗?尤其是“积极的方面”的认定并不是经过对病人生理机制的剖析得出的结论、而只是根据想象和愿望贴下的标签时，这种纸面上的念念有辞就只能算巫师行施的交感法术了。何况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积极的”、“消极的”因素本来是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

二

　　梁涛先生对刘先生的批评，一是认为刘先生的“阴阳组合论”是“执其一偏不计其余”的“一分法”，而他自己那种“着力于对传统优秀部分的弘扬”的方法是“二分法”;“一分法”强调传统中消极的一面，将“历史的现实层面与文化的价值、理想层面混同起来，用前者否定后者，将后者化约到前者”。

　　刘先生用“阴阳组合结构”描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特点:每一个命题都是由一阳一阴两个方面构成的，其中阳的一面是主导性的，“阴”则是对“阳”的必要反制和补充。如“君本”与“民本”构成一个组合命题，两者相须而在，“民本”是“君本”理念的题内应有之义。这种方法是基于对事物内在矛盾样态的结构性描述，同时关注两面而抓其根本。试问这样一种具有丰富辩证法内涵又切实有效的、对思维对象的把握方式，怎么成了不管青红皂白的“一分法”?难道抛开适用的环境条件、剔除具体的历史现实内容，想当然地把传统中的“积极成分”普适化，反倒成了“二分法”?当那些“不积极”的成分被悬置、被虚化的时候，所谓“二分”跟“一分”还有什么实质的区别?

　　至于批判刘先生“将历史的现实层面与文化的价值、理想层面混同起来”，则实在是悬鹄以射，中而不肯。刘先生一直强调在历史的环境条件下认识问题，反对抽空了现实生活内容而无限发挥，并没有用一种庸俗的唯物主义来否定文化和道德理想的价值;他主张“在分析、再创造中汲取”传统文化的“某些养分”(《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反对无条件无原则地对传统予以“认同”;他主张任何文化传统都有优秀的成分值得认真汲取，而现代文化只有在追求现代理想的生活实践中才能创造出来。总之，他只是强调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和评判文化价值，而从来没有将两者混同起来。

三

　　二是批评刘先生延续了以简单进步论和阶级分析为特征的“左倾”思想，强调文化的阶段性、时代性而忽略其连续性和超越性。

　　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而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因而文化没有超越性。至于对其连续性的把握，恐怕要以对其阶段性、时代性的认识为前提。刘先生的一些基本认识和判断，如“经济发展的程度大体也决定了文化的发展程度”，以及“(儒学)是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更多是阻力”，等等，建立在对历史、对现实的严肃考究上，决不是在套用某种过时的简单学说。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建设有赖于以公民意识为核心的现代文化的创造，而创造现代文化所需要的思想资源是传统所无法提供的。如果说这样的社会历史观是一种“简单的进步论”，则梁涛先生那种把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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