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真问题，既不是高度也不是低度，既不是西学也不是中学，而是要科学还是要玄学。

　　●面对急遽分化的中国现实，文学还有没有作为？文学究竟是一种文字技术操练还是思想感情的表达？我们对此是作出历史的解释还是道德的解释？把世界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还是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制度的安排还是个人的命运？底层和上层，劳动和资本，究竟是不是“一根藤上的苦瓜”？这些，可能都是严肃的知识分子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一

　　1918年，由钱玄同和刘半农针对学衡派的复古主张，在《新青年》演了一出双簧戏，一个假说一个反驳，借以扩大新文学的影响。鲁迅说“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赞同，并且也没有人反对，我想他们感到寂寞了”。正如两位艺术家，面对既无掌声，又无倒彩的观众，有些耐不住性子，着急是可以理解的。没料想，进入2009年，我们又见到了这精彩的一幕。表演者是一批批评家，话题是当代中国文学达到了“高度”还是“低度”，使用的方法是“西学”还是“中学”，争得煞有介事，赚到不少眼球。以至于后来的参加者不得不提高分贝，连揭老底、说家史的战法都用上了。这样的热热闹闹是新闻媒体最欢迎的，它吊起观众的胃口，而又无伤大雅，触及不到真问题，所以有网友评论这是“关公战秦琼”。

　　而在我看来，这种争论只不过是一个噱头，是双簧表演还是群口相声并不重要。一方说难道我们连一点点中国立场都不能有吗？一方说你们不配有自己的“文化立场”，你们这叫“长城心态”！一个假摔一个真打，一方委屈一方愤怒，后来者干脆再给一顿群殴。他们说，一百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帝制国家，你们读到的文章还是文言文，你们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你们必须谦虚地接受现代性、普世性的价值——这就好比捧哏的为难逗哏的，脚本早就这么安排了。没有多少根本分歧的辩论只能证明背后另有出题人，这个人才是牵动木偶线的组织者，目的仍是推销眼下受到广泛质疑的主流文学价值观。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真问题，既不是高度也不是低度，既不是西学也不是中学，而是要科学还是要玄学。

　　有人说，五四以后第一个三十年是解决挨打问题，第二个三十年是解决挨饿问题，第三个三十年是解决挨骂问题。打开今日中国各类主流媒体，所有的话题几乎都是追随在西方媒体的身后，人家指责什么我们就要讨论什么，从垃圾说到高度说，从普世价值到民族问题，中国的各个领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居于法统道统地位的正是这个价值观，它已经成为中国文坛的新意识形态，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前提。抛弃了它就等于抛弃了某些人的通灵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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