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即使在这些技术层面，自诩为“先锋”的批评家们至今也没有归纳出一条公认的新叙事技巧，没有一部作品成为我们今天的范式文本。我们至今仍在沿用的现代叙事技巧，诸如“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注重情调氛围”等等经验都是现代小说在100年里积累的成果。那些已经著名的先锋作家，其成功的作品无一不是借助影视传播获得影响力的，他们使用的方法也无一不是传统现实主义技巧。而那些被认为后现代小说的“人物符号化”、“故事寓言化”，以及“偶然性结构性”、“戏仿与拼贴”等等叙事方法，在中外古代文学史上比比皆是，早在黑格尔的时代就被他讥讽为“上半身变成了美女，下半身还是鱼”的艺术发育未完成品种。需要指出的是，技术主义的文学观在中国文坛流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被“先锋批评家”们长期诋毁真实性、嘲笑思想性逐步诱导出来的。多数作家渴望通过技术改进、追求个人艺术境界的努力是正当的，与推行这种价值观的动机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当然应该向任何人学习一切有益的知识和经验，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壮大自己，而不是取消自己，更不是把中国文学变成西方观念的贴牌生产。

　　在此基础上，伴随着中国文坛精英化的进程，近20年一直盛行着“历史终结论”“后现代论”“宏大叙事解体论”“小事崇拜论”“形式进化论”“人性发现论”“范式转换论”等等论调，而且一直以“纯文学”的话语方式活跃着、主流着，只不过近两年，这些论调会随着气候冷暖换换马甲。

　　这些主张实际上已经贯穿了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最主流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活动，形成了心照不宣的文学标准，并且通过官方机构把这一套当作规则，当作秩序，谁胆敢突破这个边界立刻受到围攻。比如涉及到历史的必然要为侵略和殖民辩护，涉及到现实的必然要为压迫和剥削辩护，涉及到当下生活的必然是“逃避”、“穿越”和“玄幻”。千篇一律的批评话语则是把这种恶搞当作“艺术”，对真情实感和严肃思考进行嘲弄。这种不参加思想建构和时代精神风貌建设的文学批评实际上已经取消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在个别批评家那里，为了强调这个立场，不仅不要学识，不要逻辑，甚至取消了常识，把年龄、性别、相貌、出身经历统统拉进文学评判中来。更有人以所谓的“代际差异”来评判文学优劣，这无异于“文革”时期以家庭出身来划分红五类黑五类一样荒唐。

三

　　进入90年代以后，新的社会课题、历史现象层出不穷。80年代的文学批评范式赖以存在的那些具体的历史语境，比如庸俗社会学、政治功利性等等，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遗憾的是，在历史剧烈变迁的时候，在中国社会与人的精神生活出现诸多异常复杂尖锐问题的时候，在社会各界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都进行反思的时候，很多文学批评家并没有介入到这些思考当中去，而是封闭于80年代所建构起来的那套知识资源，已经无力对人们迫切需要了解的当代生活的复杂性提供任何有价值的阐释。他们回避真实问题、主动躲进书斋的做法，不仅使他们丧失了解决精神难题的能力，也使他们退出了社会价值生产的中心领域。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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