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曾经进步的观念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新的教条。这种新教条在90年代的文学批评实践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对学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夸张性强调。90年代伊始，就有批评家大力呼吁，以80年代确立的那些观念为基础，建立以“文学本身”为本位的学科规范。甚而还正式提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经典化问题，建议将当代文学批评变成某种断代文学研究，确认自己的“边界”，在学科类型上向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看齐。可以说，在整个90年代，学科的自律性诉求逐渐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主流声音，专业化和知识化成为相当一部分批评家获得相互认同的依据。批评界逐渐形成了一个默认的潜规则:只有在自己的边界以内进行的批评工作，才是正当的，如果超出了自己的边界，所获得的成果则不具有合法性。学科的边界圈定以后，批评家们又纷纷开始在其中认领自己的领地。有的人按照体裁来认领，诸如小说、诗歌、散文、影视；有的人按照年代来认领，诸如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此外，还有人按照作家、地域、流派来认领，不一而足。这种在大地盘中再划定小领地的做法，不仅使批评家失去了全面把握社会历史的整体能力，而且失去了对社会发言的知识前提。最终造成的局面是，十几年下来，批评界已经出现了一批貌似形式规范的“学术著作”，但曾经的思想锋芒和艺术敏锐却大面积消失了。原本是科学审美的文艺批评，逐渐演变为玄学审美；原本是文艺理论和文学史知识的阐释者，却比作家还爱谈“感觉”爱谈“艺术”，尤喜飞来飞去“指导”作家创作；曾经站在思想前沿的文学批评只能内部生产着自我抚慰，以没有思想为荣，甚至演变成为影响时代精神演进的一种负面因素。
面对急遽分化的中国现实，文学还有没有作为？文学究竟是一种文字技术操练还是思想感情的表达？我们对此是作出历史的解释还是道德的解释？把世界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还是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制度的安排还是个人的命运？底层和上层，劳动和资本，究竟是不是“一根藤上的苦瓜”？这些，可能都是严肃的知识分子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一般而言，对文学存在多种多样的理解和认识并不是坏事，它有利于文学的平等竞争，有利于文学发展的多元化。但中国的情形有些特殊，权力的作用很大，往往是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这些价值观念通过大学文学教育，经由体制性放大，已经渗透到了方方面面，成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影响精神发展，甚至影响社会进步的压迫性力量。
新世纪出现的底层文学思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主流文学价值观作出的一些回应，也在国内外产生了一些影响。底层文学的概念如同众多文学概念一样不是那么准确，但它是中国作家在80年代以后首次大规模地面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言，也在审美意趣上出现了多元杂呈的诉求，体现出了一种新的人民性品格。底层文学不再以权势者和英雄明星的成功与否而悲欢，它把审美建立在小人物的苦难经历和奋斗历史上，肯定弱势者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存在价值，赞美他们为尊严和自由而付出的所有努力。它抛弃贵族精英式的审美趣味，把诸如雅正、精致、颓废等美学范畴统统纳入到更加历史化的审美要求中来，强调真实感、现场感，重新肯定劳动、力量、激越、粗犷的美学价值。但底层文学就总体而言，声音微弱。原因在于中国文坛曾经贯穿百年的“历史的美学的”文学观念逐渐式微。就目前而言，底层文学也正处在被主流文化改造规范的过程当中，它的核心价值正在被“底层温暖主义”、“底层浪漫主义”所消解。
然而，历史并没有也不可能被终结，五四以后的第四个三十年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对于一个有着60年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记忆的民族，科学与玄学的挑战意味着什么？历史的钟摆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都看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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