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放在全球视野中观察，这种主流价值其实正是资本全球化的一元化要求，它既不是一种文学话语，也谈不上一种学术研究，而是一项帝国战略。它争夺的是文化领导权，是批评话语权，让中国文坛在“诺贝尔焦渴症”时代吃药，在将醒未醒之时加以当头棒喝，可以说基本上取得了成功。它的表现主要有三:

　　一曰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事实都不过是一种陈述”，反对事物的客观实在性。90年代以后中国作家精神生活发生的变化就隐含在这种表述里，所谓历史终结了宏大叙事，解体了成为最流行的精神姿态，只要仔细辨析就可发现，这种表述正是戈培尔“谣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中国翻版。

　　其实在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并不是真的“虚无”，而是以虚无的文学姿态达到非常实在的目的。所谓“告别革命”论，既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又是它不加隐讳的真实目的。在论者看来，中国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更谈不上必然性合理性。一些人拼命渲染革命的“弊病”和“祸害”，所谓“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残忍、黑暗、肮脏的一面，我们注意得很不够”。历史虚无主义在糟蹋、歪曲历史的时候，却声称自己是在进行“理性的思考”，是要实现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似乎只要戴上文学光环，就能名正言顺地抓住历史表达的话语权，中国革命就再也不具有正当性了。在刘再复《告别革命》一书迅速获得主流思想界推崇的情况下，创作与批评中的颠覆历史之作就一波接着一波，其核心内容是“去政治化的政治”，颠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否定“土地兼并必然导致几百年一次的农民起义和王朝更迭”的历史结论。中国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是解读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也是中国革命合理性的基础。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弱小的共产党何以战胜了强大的国民党，也无法理解国民党政府何以刚到台湾就匆匆忙忙地推行“三七五减租”和土改。这股虚无主义思潮来自海外，通过台湾香港逐步在大陆渗透，起初还是“人生无常个人幻灭”式的感慨，逐渐便发展为对革命本身的质疑。起初还是夏志清“力挺张爱玲”式的为个别作家翻案，逐步发展为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式的对一个时代的质疑，最终就变成李欧梵“民国海上花”式的殖民地赞歌了。表现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就是通过“个人化的历史”“虚无感的历史”“戏说历史”替换客观实在的真实历史。当这些论调成为了主流共识，成为了文化艺术的内在价值，文化领导权也就被彻底颠覆了。在一些人看来，仅仅否定“文革”是不够的，只有彻底否定了土改和革命，才能否定毛泽东和孙中山；进而否定两千多年来的农民起义，才能否定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基础，否定被压迫人民要求平等渴望解放向往尊严和自由的历史正当性。其实说白了，不过是为迎合盎格鲁·撒克逊们的“中国观”，满足他们对中国人落后野蛮自私愚昧的想象，为侵略和殖民辩护，为压迫和剥削遮丑，把人民英雄纪念碑推倒，把李鸿章袁世凯慈禧太后请回来。

　　二曰精英主义的审美观。所谓“颓废才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美学特征”，主张顺民奴才人格和后现代贵族式的孤独、焦虑和优雅，排斥反抗型人格，更反对感时忧国的精神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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