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二年,父亲的老年性抑郁症和焦虑症在加重,好几次对我说:“我不想活了,我想死,我想自杀,但又怕连累你们子女,怕人家以为是你们没服侍好我,但我活着真的很痛苦。”最后一年,有一次,有两位他平日最思念的朋友来看他,他病卧在床,正是焦虑症发作心烦意乱的时候,板着脸连连对他们说:“你们走吧,你们回去!”看他病成这样,两位朋友只得红着眼圈离开了我家。第二天,父亲精神略好些后,又赶紧打电话给他们道歉,非常后悔错过了这么好的见面机会。
2007年2月13日,父亲因“慢阻肺”加剧住进瑞金医院,他人生的最后五个月就是在这里度过的。这时的他思维有时清醒有时迷糊,每天问来查房的医生、护士及探望的子女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啥时可以出院?我要回家。”得到的回答总是“还有三天”。他倒也从不怀疑这三天怎么永远都过不掉,只有一次他说:“怎么昨天说还有三天,今天哪能还有三天?”父亲恋家、恋书房,他晚年曾在《星屋小记》文中提到,“将军死在阵头上”,老书生只希望长眠于书房中。
最后几个月中,我是真正地感到了父亲的痛苦。父亲的思维常不由自主地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一次,我从单位过去看他,他一脸惊恐地问我:“你好吗?”我说:“蛮好。”他又问:“单位里好吗?”我说:“也蛮好。”他又说:“你要当心点,外面风声蛮紧的。”我说:“你不要瞎想了,外面一切都很太平。你只要多吃点下去,人就会好起来的。”他不做声了。我知道,父亲的思维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这场运动给人的创伤太深了,以致父亲在走向天国的前夕,大脑中本能地再次重现他当年受迫害的情景。这是父亲在“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后依旧消除不了的心底深处的痛苦。他痛,我更痛。
2007年7月15日,父亲终于舒缓地吐出了最后一口气——解脱了,既解除了疾病带给他的身体上的痛苦,也解除了“文化大革命”遗留给他的精神上的痛苦。
毛泽东曾经说过:“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那么,是否还有另外一种死,是介于泰山与鸿毛之间的呢?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如父亲母亲之类,在解脱了多年的疾病与精神痛苦之后,平平安安地走向了另一个世界呢?
(摘自《星屋杂记》,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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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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