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学习古文，我经常翻阅的不是《古文观止》，是人教社出版的《古代散文选》这套书。一共三本，据说是编给中学老师看的，经常翻阅，所以也顺带知道了张中行。所谓知道，是知道个名字，与吕叔湘和王泗原相比，家里人很少提及，偶尔会听到一两句，如果不是后来成了畅销书作家，成了北大赫赫有名的“未名四老 ”，他也就是一个有点能耐的退休老编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偶然读到了《负暄琐话》，随手一翻，竟然不想丢下，于是就把张中行送给长辈的那本书据为己有。那时候，知道他的人很少，渐渐地小圈子里开始议论，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不错的散文集，作者就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青春之歌》是个可以用来定位的坐标，一说起余永泽，都忍不住会心一笑。那年头，这位杨沫小说中的人物家喻户晓，自然要比张中行的名气大得多。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张中行晚年的行情之好，让所有熟悉的人目瞪口呆。他的著作开始占据各种排行榜，男女粉丝众多，文化人都以读他的书为时髦。尽管和北京大学没什么关系，只是在这学校读过书，后来作为家属在燕园长期居住，他却成了北大的标志性人物。也不过十多年时间，张中行真正地火了。

　　“文革”后期，张解职还乡，孤身回到河北香河老家。有一次来北京看妻女，住西郊的北大公寓，其实就是女儿的宿舍，忽然想到要去八条看我祖父，兴冲冲进城。恰巧祖父出门，没见到，就留下一张纸条。祖父回来看到留言，立刻去信表达未能相见的惋惜，同时为他的不幸遭遇感伤。祖父误以为住的公寓是客舍，想到他在北京工作多年，老来却无家可归，沦为住旅店，不由得忿忿不平。

　　除了晚年无限风光，张中行一生确实有很多不如意。如果没有最后的十多年，我们大概根本不会去说他的故事。我始终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在同一代人中间，张的薪水会一直那么低，从1951年直到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工资竟然从未变过，退休前是125.5元，退休后打七折，只剩下94元，还不够一张大票子。当然，上世纪50年代初期，能拿到一百多块钱，工资也不算低，早已超过了劳动人民的标准。不过钱的多少总是要比较，老一辈人的开销与现代人不一样，一个人工资要养一大家，张中行太太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有一个岳母和4个女儿，这点钱自然不够用了，因此读张的文章，会发现“伤哉贫也”经常在字里行间游走。

　　张中行被解职还乡，其中牵涉的话题很多，个中原因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反正好事没挨着，倒霉都让他给碰上。他本不是个会据理力争的人，只能逆来顺受，老老实实服从命运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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