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在凄凉中告别了妻女，一个人回到了乡下，伶仃孤苦地住在快要倒塌的老房子里，一住很多年，冬天没有暖气，房间里是零下3℃，夏天酷热，室内气温已高达33℃。这也不是随便乱说，他带着一个可以算作古董的老式温度计，千真万确地记录在案，都写在了日记上，并不是后来的回忆。

　　最惨痛的记忆还是没有北京户口。今天这都不是问题，当年却是头等大事。张中行成了闲杂人员，去首都探望妻女，必定遭受几番羞辱。首先要乡间的大队开路条，证明他不是坏人，这路条开与不开也没个准，要看有权者高兴不高兴。有了路条才能在北京报临时户口，最多3个月，到日子还得续，能不能续又得看当权者的情绪。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碰到有权的，如同秀才遇到兵。张中行如果潇洒，有点玩世不恭，就不会受这个罪。那年头赖在城里不走，不走也就不走了，未必真会押送下乡。

　　当然张中行做不到这些，他顺从惯了，习惯了夹尾巴做人，既不会挺直了腰杆说不，又一定是有钱也舍不得花，毕竟已没有别的生活来源。这钱必须留着养老，今日有酒今日醉，显然不是他的人生态度。在乡间的这几年，他老人家退而不休，度日如年，虽然不至于再去做重体力的农活，但是背粪筐捡个粪，轧场时牵牵毛驴，这些农事还得敷衍。多少年来，我一直会忍不住想到张中行的这段经历，过去常说作家要去体验生活，这个说起来大约也可以算标准的体验了。

　　退职还乡的张中行百无聊赖，只能依靠三件事来打发时光。一是写毛笔字，用旧报纸抄碑临帖，虽然有些旧底子，最终也没成为书法家。二是读书，所读之物无非是一些常见古文。三是写作，除了小说什么都写，反正不为了发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结果幸亏了这个第三，当时随便写写，却把埋藏在深处的写作热情给挖掘出来，本来打口井取点水喝，没想到一下子冒出了丰富的石油。

　　有人把张中行与张爱玲的遭遇进行比较，这两个人都是作家中的极端。一个少年成大名，25岁之前，差不多把一生该写的好文章都写了。一个是文坛老旋风，快到80岁才突然成功。

　　大家都知道张爱玲的“成名要趁早”，而张中行显然也不是故意捱到80岁才张牙舞爪，事实上，他一生都在偷偷写作，只要有机会就贼心不死。上世纪50年代写过，60年代也写过，可是真正能畅所欲言，真正百无禁忌，则是在“文革”后期。据张中行回忆，他的《顺生论》和《负暄琐话》中的一些文字，就写于这个特殊时期。

　　这也充分说明了当时新时期文学已开始萌芽，张中行是个例子，后来风行一时的朦胧诗，写作年份基本上也差不多。新时期文学的大趋势中，张中行走红有个十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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