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化有巨大的包容力量，把56个民族都包容在一个整体的民族里面。

　　我国多部族和民族，数千年间不断地以各种态势和形式交兵交和、交恶交欢、交手交心、交通交涉，扮演着一幕幕惊天动地、悲欢离合的历史悲壮剧，从而衍生出灿烂辉煌、多姿多彩的审美文化创造，并最终形成了一个血肉相连、有机共生的伟大的民族共同体。多民族的碰撞具有二重性。从经济上、军事上和家庭生活上看，它是个灾难；但是在文化问题上，它往往越碰撞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华民族共同体里少数民族文明跟汉族文明之间，存在着共生性、互化性和内在的有机性，共同构成一个互动互化的动力学的系统。分别言之，也就是中原文明领先发展，它所产生的凝聚力、辐射力，加上少数民族的“边缘的活力”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几千年发展下来都没有中断。惟有把握这种“内聚外活”的文化力学结构，才能在精微处梳理出中华文明及其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

　　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互动互补的动力学系统，产生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结构性功能，因为在汉民族的旁边睡着一只老虎，那你就必须卧薪尝胆、必须闻鸡起舞、必须发愤图强，这是排除一种文明因懈怠而衰落的兴奋剂。这种精神紧张感，就是一种生命感。同时，中原文化要维持它的权威性、维持它的官方地位，它在不断的论证和发展过程中，自己变得严密了，也变得模式化、僵化了。这个时候，少数民族的文化带有原始性、带有流动性、带有不同的文明板块结合部特有的开放性，就可能给中原地区输进一些新鲜的，甚至异质的、不同于原来的文明的新因素。

　　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原创能力、兼容能力和经历数千年不堕不断的生命力，一方面是由于中原文化在领先进行精深创造的过程中，保持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是丰富的边缘文化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中保存着、吸收着、转运着多姿多彩的激情、野性和灵气，这两个方面的综合，使中华文明成为一潭活水，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一个波澜壮阔的沧海。

　　过去我们比较关注中枢部分的动力，中原的文化动力，现在我们需要增加边疆的、边缘的文化动力，或称“边缘的活力”。边缘文化不是只会被动的接受，它充满活性，在有选择地接受中原影响的同时反作用于中原文化。少数民族的文明，边疆的文明往往处在两个或者多个文化板块的结合部，这种文明带有所谓原始野性和强悍的血液，而且带有不同的文化板块之间的混合性，带有流动性，跟中原的文化形成某些异质对峙和在新高度上融合的前景。这么一种文化形态跟中原发生碰撞的时候，它对中原文化就产生了挑战，同时也造成了一种边缘的活力。

　　黄河文明比较早就有了成熟的史学、儒学和诸子文化，就是早熟的文明。很早的时候人伦理性精神就很强了，神话都被历史化，巫风被过滤成祭祀礼仪。在《史记》中，《山海经》式的怪异记载也不敢采用。认为不够雅驯。在中原文化理性化的进程中，神话破碎了，中原的神话呈现碎金状态的，是片段性的、非情节化的神话，所以中原的史诗就很不发达。我们中国人写文学史为了跟西方对应、接轨，就从早期的诗歌总集《诗经》里面选出了五首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作为周朝的开国史诗。但是这五首诗总共加起来是338行，跟荷马史诗、跟印度史诗怎么比，所以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中国没有史诗，或者中国是一个史诗的贫国。但是如果我们把少数民族的边疆文明加在一起来看，情形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中国至今还以活的形态存在着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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