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分析几个高频词，看看中国知识分子是怎样由“有意识”变为“无意识”的吧。

    我们前辈对英语缩略语早有正确的处理办法。比如，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英语缩略词是OPEC，约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传入中国，中国就将它音译汉化为“欧佩克”。至今，在我们报刊的行文中，写作“欧佩克”，而不是写作“OPEC”。到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至今，当同样是英语缩略语的WTO、GDP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却让它直接嵌入汉语。其实，“WTO”用中文简称“世贸组织”或“世贸”，有何不可？“GDP”如果用“国总值”中文简称不是也很简洁吗？“APEC”用“亚太经合”简称不是更顺口吗？

    同样是流行性疾病的名称，“AIDS”我们曾将它音译为“爱滋病”，因爱而滋生的病，还兼着意译，翻译汉化做得非常好。到了2003年，非典型流感，国人已经将它称为“非典”了，可到了中后期报刊上又都改为“SARS”来称呼它。今年的甲型H1N1,就干脆是汉英混杂了。用“甲型流感”或“甲流”中文简称不是很好吗？

    我们再从相反方向看，看英语怎样吸收汉语的吧。英语单词中的“silk”，它的中文意思是“丝绸”，就是从古代汉语中按照音译的方法借用过去的。还有“关系”，在英语中成为“guanxi”,也是要把汉语英化。把外来语化为母语的血肉，这是任何一种语言在吸收外来语时都遵循的规律。哪像我们现在这样，在方块字的汉语阵列中，隔几行有几个外文字母，真像是在我们满头黑发中插上几根金发，在我们黄皮肤的脸上贴上一块白皮，不协调不和谐不美。如果在满篇英语中时不时插上几个方块汉字，也很刺眼吧？英语国家可没有这种现象。英语中有的词语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词语，但这也不能成为我们“生搬硬套”的借口，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汉语新词代替它。

    为什么到了第三个外来语涌入的高潮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丧失了警惕性呢？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便是全民学英语。在前两个高潮期，外来语不翻译成汉语，中国人便认不了。而到了第三个高潮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了一点英语，不译成汉语也看得懂了。而且，运用汉语时夹杂一点英语觉得新奇有趣时尚。于是，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对英语侵入汉语不警惕不抵抗，而且自己欣欣然接受并且有意为之（由此也可见文化软力量的厉害）。全民学英语，本来为的是中国人更方便与外来文化交流，没想到一不小心便用外来语搅乱了自己的语言。我非常赞成中国公民学习英语，但我同样认为：该用英语的时候，用规范的英语，而不是“洋泾浜”英语；该用汉语的时候，用规范的汉语，而不是“汉英混杂”的汉语。

    在出版物上和媒体上出现的汉英混杂，对搞乱汉语的作用又远胜互联网和日常说话。因为：这里既向大众传播，又起着示范作用；还作为历史记录传于后世。所以，这里的汉英混杂才是搞乱汉语的致命一击。

    严重的责任就在于握有话语权的新闻出版界的记者、编辑、总编辑等等身上。报纸、刊物、广播电视上的汉英混杂，就是从他们手上放行的。有的编辑还特别热衷用汉英混杂的形式做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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