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是刚性规定，要能作为人们具体行为的依据，要能操作，不能白纸黑字写着，到具体判案时又不管用了。

    还有一个典型案例最能说明问题，它就是被称为“中国姓名权第一案”的赵C案。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市民赵C，因为名字中出现外文字母“C”，月湖区公安分局拒绝向其发放第二代身份证，要求其更改名字。赵C认为公安部门侵犯自己姓名权，向月湖区法院提起诉讼，月湖区法院一审判决赵C胜诉。月湖区公安分局再向鹰潭市中级法院上诉，二审的结果是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协议，赵C愿意更改姓名，月湖区公安分局撤回上诉。此案的纷争长达一年，之所以以达成庭外和解结束，因为双方都找不到明确的法律依据。语言文字法和居民身份证法都没有明晰的、具体的规定，法院依法判案，结果是无法可依，官司打不下去了。

    此案说明英语文化已经严重侵入汉语文化，一个中国人在身份证上不用母语命名，竟然觉得用英文字母更好。感谢公安部门有这个捍卫汉语文化的自觉性。这一次堵住了这个缺口。试想：如果从姓名权这里打开缺口，将来中国如果有十万、百万、千万、上亿的人用汉英混杂的形式命名或者全用英语名，如果他们中又出了名人、国家领导人，汉语出版物上无法回避，汉英混杂更加严重，汉语不就土崩瓦解了吗？

    现今的语言文字法在对使用外国语言问题上，太过原则不够具体；又没有制定配套的外文使用管理的法规或规章。这就造成了许多类似赵C案的尴尬：有法存在，无法可依。

    2000年7月3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汪家镠，在作通用语言法草案说明时说到：外文的使用情况很复杂，法律只能作原则性规定。但是“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制定配套的外文使用管理法规或规章”。10年了，这个“配套的外文使用管理法规或规章”一直没能够出来。

    当然，语言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大系统，具体规定不能太多，太多了就把语言框死了。但要做到“原则”和“具体”的平衡。对语言使用中出现的明显的、危害极大的“缺口”，要坚决堵住，要划定红线明确禁止，要具体到可以用它判案。

    英语作为世界上强势文化对汉语的影响在所难免。公民个人如何使用外国语言不必干涉，但国家要划定一个底线，守住主要阵地。这些主要阵地就是汉语文出版物（包括报纸、杂志、书籍）；政府公文；广播、电影、电视用语用字；公共场所的设施用字；招牌、广告用字；企业事业组织名称；在境内销售的商品的包装、说明；居民身份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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