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假设某人把一个造假的文物埋到遗址或墓葬中，如同上面的例子，要把一件物品埋到东汉的文化层中，只有挖开宋、唐文化层，而埋入后再回填必然留下痕迹，土质、土色都会有变化，这种情况在考古学上叫做“打破关系”，即后来的人为活动打破了宋、唐地层，考古学家不会因为这件物品在东汉文化层的深度而认为它就是东汉的遗物，因为打破的开口会在唐、宋、现代土层之上，这件物品应该属于现代，这在考古学来说是基本常识。

    考古发掘获得的正是第一手资料，对发现的遗存可以有不同解释，但不必怀疑考古学获取材料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考古学与挖宝、盗墓有天壤之别。掌握发掘技术需要严格的训练和科学的头脑。科学发掘出土的文物和传世收藏品不同，有地层学依据，不存在真假问题。因此，不能以传世文物为标准来确定科学发掘出土文物的真伪，相反，传世文物的真伪鉴定，通常要靠发掘出土品来比较鉴定。

    也许会有发掘时出现失误，以及出土文物的年代没有直接证明的情况，这时，考古学的另一个方法“类型学”就显得重要了。简单地说，“类型学”是研究物品样式、特征的学问。因为任何物品都具有造型、纹样、颜色、材质、工艺等特点，很多物品是沿着一定的轨道演化的，“类型学”就是在器物演变序列中判别物品的年代。考古“类型学”并非仅仅是研究个体器物的方法，它是通过对包括遗迹、遗物、遗痕在内的“遗存”形态加以排比，来确定遗存的时间与空间关系。即便某件出土文物是前所未有的发现，缺乏以往演变序列的标尺，但由于是科学发掘，出土文物都有载体和环境，还经常与其他遗物具有共存关系，大量信息的综合，仍然会保证考古学家正确判定遗存性质的概率。

    如果了解了“类型学”方法，就会知道曹操墓出土墓志铭的可能性极小，甚至可以说不会有墓志铭。中国古代丧葬活动中，西汉到东汉的高级贵族一般是在墓前立碑，魏晋时期开始严禁，后来有的人将墓前所立的碑，改换形态后埋入墓中，再后来变成了方形、石质、带盝顶盖的墓志铭，这已经是南北朝以后的事了。至于刻有“黄豆二升”、“刀尺一”等文字的石牌，当然不是仓库里的说明牌，而是汉代墓葬中常见的“遣册”，即随葬物品清单，上面书写着物品的名称及数量，有时可以与实物对照，有时是象征性的，这在以往发掘的汉代墓葬中不止一次发现。

    曹操墓发现之后，人们联想到了历史上关于曹操“疑冢”的传说，怀疑这座墓是否就是曹操的疑冢。这个问题涉及到史料学或史源学了。首先应该看到，在早期正史记载中，曹操是东汉丞相、魏国国王，死后的安葬并没有秘密进行，曹操的儿子曹丕在其《武帝哀策文》一文中对出殡情景有生动描写，曹操第三子曹植的《诔文》也能看出曹操的丧葬活动是公开的。直到唐代，太宗李世民路过邺城曹操墓，曾作《祭魏太祖文》，唐代《元和郡县志》也记载了曹操墓的位置。十分明确的是，唐代之前对曹操墓的地点认定很清楚。所谓“疑冢”，起自北宋王安石《将次相州》诗：“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骐麟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此后的人们叠加演绎，元人杨涣《山陵杂记》云：“曹操没，恐人发其冢，乃设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之上。”到了明代，李贤等撰《明一统志》在“彰德府”记“曹操疑冢”条：“在讲武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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