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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文学形式。陶公长期生活在香火鼎盛的庐山脚下，当时庐山佛教在慧远的主持下已经如日中天。慧远于隆安四年(400)二月在庐山之上作石门之游(见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陶公于隆安五年辛丑(401)正月五日在庐山之下作斜川之游(见《陶渊明集》卷二《游斜川序》)，相隔仅仅一年的时间，陶公虽无意仿效远公，但肯定受到了远公的影响。所以我们对比一下《游石门诗并序》和《游斜川并序》，也很容易见出其共同的“祇夜”特征。可见陶公确实是借鉴了佛家之文体以为己用。正是通过这种超世越俗的文学实践，他实现了一种伟大的艺术创造:他的《桃花源记并诗》承受了“长行偈颂合一文体的启发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渊明创造小说诗歌合为一体的文体，为唐代小说诗歌合为一体的文体(指唐传奇——笔者注)导乎先路，具有重要的地位”(邓小军《陶渊明与庐山佛教之关系——兼论〈桃花源记并诗〉》，《中国文化》，第17、18期合刊，三联书店2001年3月版)。但在创造这一辉煌的文学业绩的同时，陶渊明的笔下也出现了失误。对此，我们既不必深责，也不必隐讳，尽管陶公是我们心中真正的尊者。事实上，世界上一些伟大的作家也都或多或少地犯了错误，譬如曹雪芹(1715？－1763？)《红楼梦》中那几位最重要的主人公的年龄问题，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巴黎圣母院》那极不合法语规范的语法问题……
所以说:白璧微瑕，惟在《桃源》一记！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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