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贴上“特务”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标签，遭到批斗。1970年，又被分配到临汾干校劳动两年。

　　他至今记得一位批判他的人说的话：“你哪里是做学问的？你是搞政治的。”这句话让何兹全念念不忘。“我是一个读书人，也确实是一个念念不忘国事、念念不忘政治的人。当爱国、关心政治成为罪状，那人的话使我警惕：要读书，不要使人说你不是读书人。”

　　“文革”后，他终于得以发表长文《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使他提倡的魏晋封建说更趋完善。

　　“在治学上，我服膺《中庸》里的一句话：择善而固执之，”何兹全说，“就我的学术论点说，1930 年代的论点，今天多仍在固执。”

　　只不过经历了“文革”的风雨，他不再与人争辩，只埋头于自己的学问。1989年，标志着他史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中国古代社会》出版了。这部书的主旨发端于他在北大求学期间，历经半个多世纪，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此时，何兹全已是须发皆白的老人。

　　10年前，《九十自我学术评述》里，何兹全写道：20 世纪30 年代初学写文章，到现在已近70 年。虽然有时也曾“骄傲”、“委屈”，但大多时间还是虚心甚或心虚的。客观、公平地评估自己一生，有4字可用：“贫乏”但不“浅薄”。

　　如今，这位百年沧桑的见证者，坐在轮椅上，穿行于雪后的校园。偶尔会有年轻的学生路过，向他打声招呼——那是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致敬了。

　　“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何兹全说，“时间都浪费掉了！我是‘幸运’的，也是‘悲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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