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时兼任北大史学系教授。在学术上，他是我的恩师。他的学风和治学方法，对我影响很大。抗战爆发后，我编杂志、写社论、在机关里混，是他收留我到史语所，使我重新走上做学问的道路。我上大学前去找他，他对我说，大学期间要学好外语，学好古汉语。我很惭愧，两门我都没有学好。

　　人物周刊：以您的背景和经历，回国后的历次运动是怎么经受过来的？

　　何兹全：我没受到过太大冲击，陪斗有过，但没有被当成靶子批判过。我十五六岁参加国民党，后来写文章、办杂志。我和共产党思想不同，我想通过民主时代进入社会主义，共产党想通过阶级斗争进入社会主义。可回国以后我说我是抱着投降思想回国的，我是回来投降的，不是回来当革命派的——投降思想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学术生命。从此以后政治上我就跟着共产党走。

　　人物周刊：您说的投降思想应该怎样理解？

　　何兹全：我1950年回国，当了30年副教授，1978年才转为正教授。我政治上投降，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但学术思想没变化，原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白寿彝在世时，我俩常常相互批评，他说我太顽固，我说他太活络。文化大革命以前，史学界居领导地位的是范文澜和他的西周封建说。文化大革命后，郭沫若的春秋战国封建说起而代替了范说。他们两家之说，都能和毛泽东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挂起钩来。我的汉魏之际封建说和这个挂不上钩。虽然没有受过政治迫害，但压制还是有的。空气也有重量，那个气氛是很重的，但我一直坚持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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