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了何兹全著作：《大时代的小人物》、《爱国一书生》、《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何兹全文集》等）

“投降”救了我

——对话何兹全

　　人物周刊：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云，与中国现代史上很多重要人物都有交往，比如您和陈独秀就来往过。

　　何兹全：除了我，中国现在没有人见过陈独秀了。当时他以共产党首领的身份被捕。抗战爆发后，政治犯都放出来了，陈独秀也被放出来，住在汉口一条街的小楼上，楼下是个裁缝铺。我也在武汉，正负责编艺文研究社的杂志《政论》，就约陈独秀写稿。我去过他家，他也来过我家。他认为中国要先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谈社会主义革命。我听说蒋介石曾想给他200万，要他组党反共。他不干，也不要蒋的钱，靠稿费生活。他对我说过，他给我的稿子值几万，嫌我们的稿费少。后来，他去了重庆上游的江津，在报纸上写了文章，论说国际国内形势。上篇刊出来，下篇被扣住不许发。我就给他写信要，他回信说：“我叫张国焘给你送去，他没有送吗？”口气很大。这是很重要的史料，只可惜回国后，安全起见，信被我烧掉了。

　　人物周刊：陶希圣是您老师，曾随汪精卫出逃，后来却引发了著名的“高陶事件”（1940年，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精卫，通过媒体公布了汪伪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何兹全：抗日战争时期，陶希圣不是一度跟汪精卫去上海了吗？他5大弟子里面，4个都跟着去了，成了汉奸，只有我一个人留在重庆。我当时就给陶希圣写过信：“在重庆百万大军的基础上，对日本人才有和平可谈；离开重庆，就只有投降，没有和平。”他很感动，和我也无话不谈。一次我问他：“有人说汪和蒋是唱双簧，蒋在这里抗战，汪去谈和，是这样吗？”他说：“不是，好比这里有一碗毒药，蒋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半截，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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