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是非生产性的要素。他主张政府要小、反对政府借国债、发行国债，斯密关于小政府的思想，就是建立在他反对英国政府借债打仗，然后再把税收加在百姓头上的发展逻辑之上的。斯密的学说是法国财政大臣杜尔阁政策的理论化，而杜尔阁的政策，则来自于法国社会对于中国宋明王朝治国理念的理想化，所以，如果你把斯密那一套拿来描述中国历代王朝，恰恰是合拍的。特别是宋明清的治理。但是，世界历史、特别是欧洲历史，完全没有按照亚当·斯密所设想的那样发展，而是按照他讨厌的那个人——马尔萨斯所主张的方向发展。马尔萨斯认为生产和贸易、市场都不是决定性的，因为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所以不打仗，不消灭人口，供给永远赶不上需求，所以欧洲经济学的真正核心是由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所决定的供需关系，那个经济学的真正代表是马尔萨斯，并不是斯密。
孙：你这本书上说，清政府好像也有一次向晋商借了钱。
韩：甲午海战之前，向晋商借白银100万两。不过这只是象征性的，因为它始终对于战争危机估计不足，准备也就不充分，由于没有一个动员全国、全民的战争财政机制，由于没有调动一切有利的战争资源，战败是必然的。这一点，康有为在《统筹全局疏》中讲得很清楚，统筹全局的意思是说：不能以财政的方式动员和调动全社会的资源，生产和贸易再发达也毫无用处。从这个角度说，确实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欧洲不一样。
孙：有战争才有国债。才有之后的一系列金融体系。这种金融的逻辑并不被国内主流知识界认可，你也应该能感受到吧？
韩：我们在许多方面存在一些形而上学的认识，也有很多的一厢情愿。比如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海禁”解释为文化封闭的原因。其实早在四十年代与郭沫若齐名的历史学家陶希圣，就曾系统指出因为中国是银、铜很缺乏的国家，海禁主要是为防止银铜流失海外，防止国内货币短缺造成流动性缺乏。而回到现代金融体系的形成，主流知识界总愿意回避它是“危机”的产物。我们不妨看一个简单的事实：自15世纪以来，中国是400年绵延的和平，而西方则是连续不断的民族危机和军阀战争，离开了普遍的战争和危机状态，完全不能解释现代金融制度在欧美的兴起，更不能解释西方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真实历史。
白银帝国，白银之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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