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师来说，教学与科研是天经地义的事，两者相互促进，可就一个人的精力而言，两者有着天生的矛盾。”李成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一直兢兢业业，力求教学与科研都能达到佳境。但是几年下来，日复一日的紧张劳作压得他透不过气，每当期末考核和职称评定时，看到日渐增长的量化指标，他也难免生出倦意：“简直成了教书匠和‘论文民工’。”

　　工作之外，生活的压力也让年轻的脊梁不堪重负。不尽如人意的工资待遇，也成为广大青年教师难以启齿的现实困扰。

　　“读博的时候，费用家里负担，在父母的庇护下，没有吃过苦，现在成家有了孩子之后，才感到生存的艰辛。”李成感到，“自己的感受与社会的认知，以及家人的期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落差，一个男人的责任感与对职业的感受纠结在一起。”

　　作为过来人，年轻的教授徐锦认为，这与学校的发展有关。徐锦所在的学校进入“211”序列没几年，他见证了学校的跨越式发展。“‘二类’院校为了扩大自己的竞争力与影响力，不得不通过扩招与加大科研任务的途径，走上研究教学型的发展道路，新增的压力必须分解到每个教师的头上，但他们的待遇没得到相应提高。”

　　在徐锦看来，“简单的量化管理，是高校管理企业化的表现，看起来目标明确，理念先进，但是教师毕竟不是产品。”徐锦认为，“管理者需要考虑高校教学、科研的特点，以及教师现实的生存状态。”

　　“很多人都是从青年教师过来的，深知青年教师的艰难，更应该设身处地，为他们的发展搭建平台。”徐锦认为，很多学校大量的资源投入在副教授、教授身上，而青年教师更需要帮助，“不要等他们成为教授时，才能享受到这些。”

　　对此，姜涛也有一些具体的期望：“学校能考虑到师资梯队的建设，多出台一些扶持政策、奖励办法，或者设立一些专项基金，给青年教师以倾斜。”但他也意识到，“制度与氛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学校有着自己的难处。”

　　“一个学校的希望在于青年教师，而青年教师的希望在于看到希望。”徐锦认为，对很多“二类”院校来说，如果条件有限，不能立马为青年教师打造良好的科研平台，至少要提高他们当前的待遇，不能让他们“物质与精神上双缺失”，否则容易导致人才的流失。

　　“‘双肩挑’本身没有错，担子重，我们也不怕，可是路总要铺好，在起步阶段，需要有人扶上马，送上一程。”姜涛说，青年教师起码要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不必在别人的催促下疲于奔命，才能腾出更多的精力，以更好的状态从事教学和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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