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了人的自觉与文学的自觉

曹操是一位特殊的家世与人生理想相纠结的汉末雄杰。曹操曾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自序:“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忤诸常侍。”从这段自序来看，曹操虽为宦官家庭出身，但他很早就在思想上脱离了这个集团。想通过政教建立名誉，走的也是汉末党人的人生道路。灵帝建宁元年，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宦官，事败，被宦官曹节等所杀。曹节为曹操的曾祖父。但灵帝光和三年(180年)，曹操第二次被征拜议郎后，就上书朝廷，申诉窦武、陈蕃之冤:“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言辞激烈，颇有党人风格。著名的汝南月旦评主持者许劭曾称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颍川李膺之子李瓒认为:“天下英雄，无过孟德。”要他的儿子舍张邈、袁绍而归曹操。在曹操后来的事业中，汉末士大夫的汝颍人物始终是他倚重的力量。如荀彧、荀攸、钟繇、陈群、荀悦、杜袭、戏志才、郭嘉等，大多为汝颍地区的士族文人。曹操在建安十二年颁布的《封功臣令》中提出:“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从历史渊源来看，这些人基本属于汉末士大夫集团。正统与反正统，传统与反传统，正以说是曹操之谜的直接显现。陈寅恪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认为曹操是汉末宦官集团代表，“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这种说法似可商榷。曹操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确实提出过不拘德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也吸取了刑名之学，破除了汉末浮华交游的恶习。但在他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文学创作中，儒学中的人文精神，恰恰构成其作品中深挚的悲剧感人魅力。

但是，曹操的宦官家庭出身，确实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他，造成他的心灵与人格的悲剧性。宦官自古为正统士大夫鄙视，司马迁遭受宫刑后，曾痛心疾首地说:“行莫丑于辱先，而垢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这种屈辱是累及子孙后代的。在那个重视门第家世的时代，曹操没有刘备、袁绍等那样光耀的出身来帮助，他的家世反而为他的事业增添了许多困难。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文》中斥骂他:“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身为“赘阉遗丑”的曹操，被排挤出上流贵族圈外，几乎失去了堂堂正正称王称雄的合法性。正因为失去了儒家最重视的祖先血缘而被不齿，曹操青年开始就疏离于两汉正统经学观念之外，行为也很另类，“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当时的官方儒家文化也本已虚伪不堪，曹操根本不信当时官方宣传的那一套理论，曾在《董逃歌》中冷嘲热讽:“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从自己的奋斗经验中，曹操认为天命论荒谬至极，个人的命运不是由天来决定的，而都是凭自己的智慧和血汗奋斗而来的。所以他对于看重出身的汝颖士大夫集团是有所戒备与打击的，他之所以杀孔融与杨修有这方面的因素在内。

也正是家世的影响，使曹操产生了强烈的证明个人能力的愿望。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曾经自白得很清楚。曹操心中对身世的自卑和对不公正评论的愤恨都转化为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实践。他不屑儒家只为集体奉献而忽略自我的价值观，当他镇压黄巾军起义后，汉献帝的赏辞按惯例要表彰忠孝，曹操却在《谢袭费亭侯表》中不满地说:“日以臣为忠孝之苗，不复重臣材之丰否。”最令他激动欢喜的是别人对他个人能力的肯定。桥玄见到青年曹操而惊叹为命世之才，令曹操一生感怀，在桥玄死后写下情深意切的文章纪念。只要能凸显自我而不沦入平庸，即使被评作“奸雄”，曹操也会开怀大笑，在所不惜。他也乐于自豪地自我评价，自谓“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即使面对皇帝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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