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对自我的肯定与期许跃然纸上。可以说正是曹操对于当时正统文化的疏离,才让他更加决绝地成为社会的叛逆者,造就唯我独尊、挑战一切的性格。但同时,他与那个弥漫着悲哀气氛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内心何尝不是充溢着对生命的哀伤与徘徊,雄心壮志有多大,相应的悲哀也有多深。曹植云“烈士多悲心”,何尝不是对其父亲的写照?
在他的带领下,建安文人更多地关注自我才性的发掘,而不是单纯地湮没在传统儒家的伦理关系之中。他鼓励曹植说:“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成就对得起自己的“无悔”人生,是那个时代文人共同的追求目标。当时的文人都积极投入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奋斗中去,而以立功为最重。即使文弱的曹植也高唱“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雄赞歌,一生梦想驰骋沙场来证明自我。建安文人蓬勃的生命精神使以往被埋藏的生命意志开始苏醒,继而迎来了人的自觉与文学的自觉。
由悲剧走向超越的生命精神
曹操的人生总是尽力用奋发来抹去悲伤,但来自诗人人格特质的敏感是难以消除的。曹操面对死亡这个人生永恒悲剧的态度,就更值得我们探讨和借鉴。东汉中期开始,天灾人祸屡屡洗劫中原大地,大都会的繁华转眼会因战乱而荒芜,人们随时可能会被战乱或瘟疫夺走生命,对于人生的悲观情绪笼罩整个社会,挽歌成为最流行的歌曲,如何度过如此短暂的生命来面对生死,这“死生亦大矣”的问题盘桓在每个人心中,“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成为很多人无奈的对策,放弃理想,及时行乐,或者完全不择手段去取得物质享受:“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这种以沉溺物质享受来企图忘记死亡想法一直大有市场,到晋代以《列子·杨朱》为代表的纵欲论鼓吹人生的价值仅仅“为美厚尔,为声色尔”,鼓励世人醉生梦死来逃避面对生命的问题。
曹操的悲哀,主要体现在他实现自我目标之远大与生命之短暂的强烈矛盾中,这是永远无法调和的悲剧。年少时也许尚能因为建功立业的急切而“视死忽如归”,但年老功业将成之时对死亡就会有格外的恐惧。曹操是理性的,他清楚地认识到“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告诫自己“存之有命,虑之为蚩”,而人到暮年,统一天下的宏愿仍未完成,纵然一生没有尝过怯懦滋味的曹操面对自然的伟力也深深感到无奈与哀伤。曹操诗中的自然,往往壮阔无垠,表现出无比强大与狂暴的力量。在具有“吞吐宇宙气象”的《步出夏门行》中,大海壮阔,“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但个人处在茫茫宇宙之中,显得如此渺小和卑弱,曹操面对大海,也不禁“心意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又如《苦寒行》一诗,极写冰雪太行山的可畏,久经沙场的曹操也深刻地感到人类在强大的自然力量下的无能为力,周公当年能在有生之年实现功业,东征胜利而归,而自己能否这样呢?曹操也想马上结束战争回去过安适的生活,却不得不忍受征途中的各种苦难,想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曹操的古诗可以用晚唐悲剧诗论家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悲慨”一品来概括:
大风卷水,林木为摧。适苦欲死,招憩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大道日丧,若为雄才。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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