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观念与制度形态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二者在实际历史的演进过程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自的劣势、优势和各自的劣势与优势可否与怎样在一种全新的基础之上予以破解的问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崭新阶段最具有挑战与积极意义的事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选择与其矛盾如何破解的问题在本质上涉及的，是如何对待民族文化的悠久传统与其传统在未来历史的发展之中如何得以创造性地转化与继承的问题。 


　　社会主义的观念与制度形态的关键在于要以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基础，主张或提倡整个社会作为整体，由社会拥有和控制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来运行社会的经济的全部的发展过程。它追求与提倡更大的、更彻底的社会平等，它以（首先）追求与提倡社会发展的公正性质作为自己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原则基础，它在本质上追求与提倡更坚定与极端的道德与文化发展上的具有禁欲特征的一元主义精神。而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之中，一个重大与决定性质的失误在于民主建设的薄弱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极权政治对于人类理性与文明精神的极大戕害。 


　　一个我们不能回避的历史和事实是，追求绝对的公正和正义的社会主义怎么能和极权、暴力、对自由的扼杀、对异端的镇压等等明显损害人类正义、道德和尊严的理论和行为联系在一起呢？极端的、错误的、内在矛盾的理论即使是在追求正义和善的旗帜下也往往是要在历史的严正规律下走向其自身的反面的啊！实际上作为一个宗教和人类追求神性精神的信仰者，我深知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即使它一度代表了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克服资本主义发展弊端的良心，然而当它和理论上的极端主义、暴力、阶级斗争、无神论，和实际运动中的普遍的贫穷、肃反、反右、文革等等联系在一起时，它亦已经丧失了维护道德和公正的理论和现实上的绝对合理性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重复社会民主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的话对我们将不无启示意义，“社会主义的到来或将要到来，不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决战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在其活动的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一整批经济和政治胜利的结果。不是工人所受的压迫、贫困和屈辱大大增加的结果，而是他们日趋增长的社会影响和他们所争得的经济、政治、一般社会和道德的相对改进的结果。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从混乱中产生的，而是由于工人在自由经济领域中的有组织的创造同战斗的民主制在国家和地方自治机构中的创造和成就相结合而产生的。透过反动势力的一切抽搐和一切挣扎，我看到阶级斗争本身采取愈来愈文明的形式，我正是把阶级斗争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这种文明化看成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保证。” 


　　此外，社会主义的实际政治运动无不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及其与之相联系的财富的分配形式看成社会罪恶与不公正的根源与基础，并在行动中采取了打碎私有制代之以全面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的极端做法，这一观念与实际的政治运动已被历史证明为具有忽视了现实的人性的空想性与非科学性质。公有制和公有制经济对人类道德的保障和维护作用被空想化与绝对化了。事实上，公有制有公有制的道德，私有制有私有制的道德，公有制和公有制经济和人类道德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等同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正如一种现实的智慧所告诉我们的，当一切属于每一个人的时候，这一切也就没有一个人去照管了。在实际政治运动中，忽视与强行扼杀人的与生俱来的自利心的空想性与极端性，给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带来的戕害是灾难性质的。我们看到，社会主义政治运动中的种种误区与灾难，正是其追求绝对的平等、完善与道德上的激进的一元主义极端性所造成的。正是其走向反面的内在的最具道德感染力的坚定与彻底的一元主义道德精神成就了社会主义理论与运动的重大失败。事实上，只有在一个被民主、自由、科学、宽容的精神所笼罩的社会中，在一个个人的思想、行为与团体、国家意志的冲突能够得以合理、有效化解的机制得以建立的人类集体之中，一种更坚定的、更彻底的、代表人类在不进则退的历史潮流之中追求更大的社会与人类自身发展完善性的一元主义道德精神才具有真实的意义。 


　　资本主义的观念与制度形态的本质在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并藉著雇佣或劳动的手段以生产工具创造利润。在这种制度里，投资的决定由私人进行，生产和销售主要由公司和工商业控制并互相竞争，依照各自的利益采取行动。它追求与提倡更大的自由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体系，它以追求与提倡社会发展的效率与建立在社会发展的效率基础之上的效率与平等之间的平衡作为自己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原则基础，它在本质上追求与提倡一种社会发展的富于宽松性质与世俗色彩的多元主义文化精神。在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过去与现实之中，一个决定性质的失误与缺陷在于对于个人自由的过分强调和文化与道德上的多元主义倾向带来的对于一种在社会与人类自身长远发展之中具有重大与本质意义的坚定与彻底的道德精神（可能与潜在）的巨大损害。 


　　艾茵·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认为一个人生命中的道德目标便是将追求个人的利益。个人对私利的追求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成分。在这样的经济制度里，“拥有土地和资本的物主们，以及他们所雇用的劳工们，都能自由使用他们的资源和劳动力进行生产以追求最大的利润。”一些人认为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利用了人性中自利的力量，取得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而巨大的进步也在加剧着不平等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差不多有10亿人缺乏足够的食物，喝不上清洁的饮用水，用不上电，而这些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基本必需品。全世界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死于疟疾，然而这类疾病得到的关注还比不上治疗脱发的药物。全世界最贫困的10亿人没有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相反他们承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弊端。资本条件下的社会进步常常只服务于有钱人，而穷人就只能依靠政府援助和慈善。”（比尔?盖茨《21世纪的新资本主义》） 


　　更让人不无忧虑的是，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里，种种社会病盛行，吸毒、乱性、享乐主义泛滥。在自然面前空前强大的人类却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被一种强大的虚无主义气息所笼罩，创造了比以往所有时代都更多的物质财富的时代却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充满了在人性肇始的恶与悲剧面前的悲哀与无助感。宗教的世俗化，道德上严重的相对主义倾向，使一种精神上丧失归宿与信仰的萎靡的气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角落四处弥漫，人类的道德沦落了。资料显示，美国的吸毒现象十分严重。据统计，美国人口中吸食毒品者比例高达10％左右，其中尤以青少年居多。更令人倍感惊讶的是，号称法制完善、为民代言的美国却是世界上最大的色情内容生产国，美国境内服务器的色情网页在2006年就有2.45亿个，占全球色情网页总数的89%。毒品与色情泛滥的背后，是人类道德精神的虚伪与堕落。毒品损害身心健康，性爱严谨而神圣，沉浸在虚无与享乐主义空气中的人类，难道忘记了神的启示，世界面临最大的毁灭性危机的时刻，总是在人类道德上最荒淫、最堕落的时代出现的吗？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决定性的缺点，大部分产生于很难在支持它的群众中间确立道义感。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在繁荣极盛时期已经从内部开始腐败，原因可能就在这里。而今天的美国与西欧各国，其内部也孕育着同样的危险。自利心的利用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但社会不平等现象也在同时加剧，商业的繁荣也使得互助、团结、奉献精神与集体主义精神的发展日益受到损害。“真理是观念的现金价值”（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思维将思想转向了结果与未来，但也造成了奉献精神、纯粹的道德信仰变得越来越远离人们的心灵与生活现实。消费的泛滥，使得市场的价值变成了唯一的标准。在普遍商业化的风气下，消费变成了人们的唯一目标。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闸门打开，人性无节制的放纵对于人类的理性与道德精神的存在与发展将造成致命性质的损害。节制消费，在人们的心灵中寻找内心价值的源泉，绝不轻易为外在所移易，这乃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历久弥新的主题。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倾向导致的社会负面现象的泛滥对于人类精神的成长造成的损害是巨大的。托言人性与人类智慧的局限而在观念与意识形态领域对于人类精神成长的敌人的退让与妥协，将使人类在不进则退的社会与人类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陷于消极与疾病的状态，黑暗占据心灵，光明将远离我们，这是一场人性之恶和人类在精神与道德成长上的无限趋向于完善的倾向性之间的决定性的战争。誓不妥协于人性之恶的坚定的、彻底的趋向于一元主义的道德精神理应成为人类精神与人类道德成长过程之中的具有方向性意义的指针与启示！ 


　　文化激进主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思潮，在文化上属于激进主义路向的人们如果在有关社会改造的基本原则问题上倾向于站在平民主义的立场，在社会发展的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之间倾向于首先解决社会平等的问题，则在观念与社会制度形态的选择上往往倾向于社会主义；而如果在有关社会改造的基本原则问题上倾向于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在社会发展的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之间倾向于首先解决社会自由的问题，则在观念与社会制度形态的选择上往往倾向于资本主义。 


　　作为晚清特别是五四以来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整个前半段历史发展延续近一个世纪的富于重大影响的文化思潮的文化激进主义，其突出特点是对统治了中国人的思想2千多年的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毅然决然的反叛态度。为20世纪中国文化激进主义奠定“全盘反传统”色彩的基础的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批判的锋芒直指传统儒家文化，“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得乎？”他说，“故民主者，天国之义也，君臣，朋友也；父子异宫异财，父子，朋友也；至于兄弟，更无论矣。……无所谓国，若一国；无所谓家，若一家；无所谓身，若一身。夫惟朋友之伦独尊，然后彼四伦不废自废。”（《仁学》）只有取消种族、国家乃至家庭等一切限制，才能达到真正的“平等”，这种具有某种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平等思想在反对传统文化与封建专制制度方面是何等的决绝与义无反顾！文化激进主义的彻底反叛传统的态度在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创刊，它吹响了中国现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指出，宇宙大法“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我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同白种人相比，其“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陈独秀“涕泣陈词”，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呼吁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们之所以表现出如此决然的反击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因为占据中国封建社会2千多年思想正统的孔教与中国至孔教建立以来的2千多年的封建帝王统治确实有着无法脱离的精神联系，孔子作为中国2千多年封建帝王统治时期的最高精神偶像的地位事实上是无有疑义的。因此，反封建帝王，不得不反孔子；反封建专制制度，不得不反孔教。与新文化运动中执着于历史进步的启蒙主义者们猛烈抨击孔教相应，一大批与封建势力有着莫大关联的保守主义者则大肆宣扬尊孔复古思潮。1912年10月由陈焕章、张勋等发起的孔教会在上海成立。1913年2月，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为孔教会作序，大肆宣扬尊孔，“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同年10月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其中第十九条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本。”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尊孔祭孔令，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1917年6月间，康有为参与了张勋拥宣统复辟的活动，虽立遭失败，却再次证实“提倡孔教必掊共和，……盖以孔子之道治国家，非立君不足以言治。”陈独秀还指出，张勋复辟虽然失败了，但遍布中国的“孔教会”、“尊孔会”，都是复辟党。（《复辟与尊孔》） 


　　客观地说，近代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者要求“打倒孔家店”、“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的全盘反传统的决然态度，今天看来，在学理上大有可以商榷之处，正如当时一些反对陈独秀的观点的人所认为的，千年孔教是“吾国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可改良而不可废弃。”基于历史连续性的观念，全盘地毁弃传统未免过于简单化、过于极端与粗暴。然而，在一个新旧杂陈、腐朽的旧势力仍然挟孔教之名迟迟不甘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的代表历史进步的思想裹挟着电闪雷鸣般的巨大能量新旧势力必定决死一战的时代，学理上的文化传统的是非曲直讲不清楚甚至在进步的潮流滚滚向前似亦无需讲清楚的情况下，掌握与代表了更大的民众的利益与进步的能量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遂如暴雨狂风般狂飙猛进，占领与统治了思想与时代的舞台。文化激进主义延伸到政治领域，则衍生为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至为重大的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 


　　作为政治激进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是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的结果。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又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经济与殖民经济相结合，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辛亥革命推翻了一个皇帝，却丝毫未触动这个经济基础。内忧外患、国困民贫的严峻形势，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与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任务，使得既不乏狭隘民族性格并拥有中国历史上反对封建压迫的农民战争的精神继承人的地理位置，同时又在崭新的时代历史性地继承了传统文化中最具道德感染力的大同理想的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遂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带有狭隘民族性同时也正因为其激进与极端的民族性格而拥有了巨大道德力量的一种必然性质的选择。政治激进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是思想上的文化激进主义在政治领域必然的延伸。与文化激进主义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同样具有决然的反对传统的特点，历史因袭的重负的沉重性导致了历史的能量报复的极端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不乏空想与狭隘的民族性，也并没有能够处理好文化传统的批判与继承、因袭与创造的历史性关系。然而活生生的历史常常是忽视与拒绝理性的，批判传统的极端性，与继承传统的空想与唯意志性，代表民众的狭隘性，与代表民众的普遍性与坚定性，都同样是其继承、代表、拥有与掌握的历史性道德力量的至深来源。 


　　对于历史而言，最富于悲剧性意义的，不是灾难的不可预测性，而是可预测的灾难的不可避免性。这种不可避免性质基于惯性与反惯性的历史运动，基于强大的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理性与意志，基于一种矫枉过正的历史主义意义，基于历史的发展由盲目趋向于理性、残缺趋向于完善的复杂与艰巨的规律性。在一种正、反、合，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扬弃的历史视域之下与更长远的辩证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这种历史的悲剧毋宁说是可待转化的一种历史正剧与历史喜剧的不可避免与不可缺少的环节，它必将在能量的释放与观念和历史的综合和发展的意义上于崭新的历史时期重新获得转化与意义。 


　　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上的缺陷、现实地对待人性的科学性的欠缺，资本主义的道德建设上的相对主义的消极与妥协性质，以及文化激进主义对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的忽视与对民族文化传统积极因素的未能予以足够理性与历史主义的珍视，都应该在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之中加以摈弃。这种摈弃是一种历史主义的理性态度，是一种追求社会与历史发展完善性的必然要求。观念与历史的进步就建立在对既往的能够占据我们的意志与欲望的领域而不能经受住我们的心灵与理性的审查的一切观念与历史发展的敌人的绝然的放弃与崭新的克服。而我们之所以不能够在思想上高于我们的时代，常常并不是因为我们在思想与智慧上还有过多的缺欠，而往往是因为我们在精神与道德上仍然不能够毅然地与一切消极、落后与必然在历史的长远发展中丧失意义的东西脱离思想与利益上的联系的缘故。 


　　社会主义在道德上的更大的一元主义坚定性，资本主义的民主、科学的发展能够给予社会生活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以及在对待个人利益上的更大的现实性的意义，以及文化激进主义所体现的义无反顾的道德勇气，都应该在未来的观念与社会发展的途路上予以全新与更高意义上的综合。在其实质上，这种综合指向一种更高基础上的更现实、更科学、更宽容与更坚定的社会与人类发展的道德。民主、人权、互助、公正等等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能够认可与共同追求的观念的原则都（首先）是一种更宽泛与更本质意义上的道德概念。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与观念意识形态的体系，能否具有更大的科学性、现实性与历史意义，在其最本质的意义上，都只能决定于这样的社会制度与观念意识形态的体系，在历史的长远发展之中体现、代表、掌握与实现了多大的道德精神与道德力量。观念与制度的进步都首先是并且最后归结为道德的进步，人类的进步首先是精神的努力和道德的进步与完善的过程。如果人类决心在不进则退的社会发展的长远进程之中不断致力于社会与人类自身的发展与进步，我们就必须在一种建立在道德本位基础之上追求社会与历史发展的真善合一的进步与完善性的历史观的意义上认识、理解、对待与实现我们过往的、现在的与将来的一切社会与人类发展的历史意义。
 

　　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质上建立在科学与道德的不断进步之上，科学发展与道德发展之间二者孰先孰后的关系如何解决的问题，是事关人类发展的至为关键与本质性的问题。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来看，只有将道德的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性因素，只有在不损害道德发展的基础之上从事人类科学的发展，只有以人类道德的发展为基础在人类科学与人类道德的发展之间建立一种具有同一性质的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完善与全面进步才具备了一种拥有必然性质的逻辑基础。这样，人类科学的发展将不再损害人类道德的发展，人类科学的发展将毋宁是同一进步过程的另一个方面而在本质上对人类道德的发展起推动性作用的力量。毫无疑问，新的世界观的建立需要一种道德本位性质的文化为其奠定观念的基础，新的世界观致力于建设一种真善合一使人类的发展与充分完善具备一种具有必然性质的逻辑基础的崭新文化，新的文化强调人类自身的发展，强调人类道德的进步，强调人类科学与人类道德发展的同一性质。这也就是真善合一的人类科学发展、人类精神发展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而作为一种具有道德本位性质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出路与前途，其于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崭新文化的建立有意义的基础也正在这里。在一种真善合一性质的崭新的科学与文化的发展过程之中，近1个世纪以来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上的失误、资本主义道德建设坚定性的缺乏与文化激进主义未能给予中国传统文化足够珍视的观念的错误必须摈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本性上的一元主义坚定性、资本主义作为科学与道德发展双重体现的民主政治制度的体系与文化激进主义本性上的致力于民众与民族解放的毅然决然的道德勇气的积极性的观念正善性必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之中予以辩证的继承。建立在真善合一的崭新基础之上的观念与历史的发展着眼于既往一切的观念与制度形态的积极的扬弃与综合；建立在真善合一的崭新基础之上的观念与历史的发展冀望着人类自身的理性的进步与人类精神和道德力量的世代相续的继承与创造。物质的力量强大而绝不能折服人类渴望进步的倔强的心灵，精神与道德的力量要重新占据人类眼向着光明的思想与灵魂。让我们承续了5千年嘱托与希望的民族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建立我们未来发展的精神价值的基础，建立我们面向新的世界形势与世界潮流的观念、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崭新体系！


   作者：李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