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

　　今年的4月15日，是任继愈先生诞辰94周年。任先生去年7月逝世后,已经有诸多文章缅怀他为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整理作出的贡献，但是还少有文章谈他为我国图书馆事业所做的工作。任继愈先生1987年被国务院任命为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馆长，2005年辞去馆长职务，任名誉馆长，直至去世，在国家图书馆担任领导职务20余年。他不仅是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教育家，还是图书馆界最受敬仰的领导者，是图书馆界的一棵参天大树。任先生在20余年的工作实践中，形成了个人对于国家图书馆的成熟认识，并以此来领导国家图书馆的发展，为国家图书馆乃至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宝库

　　国家图书馆的定位，一直是图书馆界关注的重点。作为馆长，此一问题是任老一直思考的重要问题。他认为，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家级的图书馆，代表着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水平，其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在任老任职之初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多次谈到对当时的北京图书馆的认识。1987年10月8日的《中国新闻》发表了记者对任老的访谈，任老说：北图作为国家级的图书馆，代表着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水平。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把文化知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北图的地位和作用尤为重要。这样的话，在当年的《中国文化报》12月7日的访谈中，也讲过。1999年在建馆80周年时,记者采访任老,任老说：“北京图书馆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图书馆，其职能与一般图书馆有很大不同。”他主要讲了三个功能：一、国家总书库的职能。即接受本国出版物的缴送，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出版物，编写国家总书目。二、为党政军中央领导机关和国家重点科研和建设项目服务。三、还肩负着公共图书馆的重担。这样的思想，就形成了国家图书馆现在的职能地位。2006年任老在全馆员工大会上即席讲话时又说：“国家图书馆的名称叫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两个字，说明我们的地位是代表中国国家水平的文化机构。”2009年5月，也就是任老去世前不到一个半月，《中国图书馆学报》专访任老，他对国家图书馆的认识，比以往更深刻：“图书馆是一个国家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国国家图书馆记忆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轨迹，是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宝库。”上升到了民族文明记忆和世界文明宝库的高度。我和任老在一起时也经常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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