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存。”赞许这一工程嘉惠学林。他还身体力行，任馆长以后，领导了空前的古籍文献整理工程，依托国图的馆藏，整理古代文献。他历时十余年，以国家图书馆馆藏《赵城金藏》为底本，主持编纂107卷《中华大藏经》。就在去世前，他还在主持规模达2亿字的《中华大藏经续编》编纂工作。2004年，看到世界范围内收藏的敦煌文献都已陆续出版，而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却由于经费原因不能面世，任先生心急如焚，致函有关部门：“今我国力日昌，倘若国家对此项目能有一定的投入，我愿意尽我九旬老人的绵薄之力，使这个项目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全部完成，还敦煌学界能完整使用资料的一个愿望。”在任先生的主持下，如今150巨册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已陆续出版。此外，他生前还主持着《中华大典》的编纂和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让国家图书馆珍贵的馆藏得到社会的广泛使用，任先生把此视为他作为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责任。任老有时和我讲，他整理古代文献，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这也是他作为馆长的一份工作和责任。他预测，中华民族文化的鼎盛期可能要在20年后到来，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就是做一些文献的积累和整理工作，为文化高峰期的到来打基础。他还希望我也能组织人多做一些文献整理的事情。
任老常常讲，图书馆没有读者，就如同鱼失于水，缺了存在的依据。国家馆为普通读者服务是天经地义。关键在于怎样服务，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应该是人有我有，人无我更有。他在任馆长期间，着眼于专藏阅览室的建设。1987年，就在任老履职后的新馆开馆之际，设置了9个专藏阅览室，主要有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出版物阅览室、日本出版物阅览室、图书馆学资料室、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室、国内资料阅览室、美术资料阅览室、软科学资料阅览室、国外大学指南阅览室。1988年又开放了善本特藏阅览室，1990年增设了少数民族语文文献阅览室,2001年设立博士论文专藏阅览室，到2003年，共设专藏阅览室16个。2009年，国家图书馆又增设了法律文献研究中心和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现在看起来，这些专题阅览室的建设，符合国家馆需要的战略性布局，突出了国家图书馆作为研究型图书馆的职能。
正是在任老的提倡、呼吁和努力实践下，国图的定位在逐步清晰，在国内外的地位也得到很大提高。23年前，任老刚刚上任时所担心的设备一流、馆的实力未必一流的现状已不复存在，国图现在已经迈进了国内外一流图书馆的行列。
终身教育的重要场所
任老是教育家，他在北京大学任教职有三十余载，1964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到1987年出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一直从事研究和研究生教学工作。所以，他对我国的教育十分关注，对当代的教育做过认真的思考，并且发表了一系列教育方面的讲话。如小学教育负担过重，学死知识多，智力开发少。中学一考定终身，甚至不如科举。而大学如同笼子蒸馒头，一个模样，缺少个性。学校只注重灌输知识，不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政治教育与学生的人生不对接，学生学到了知识，没学到做人，不懂得奉献，不懂得回报社会。这些都是他忧虑的问题。他还讲过，西南联大是在抗日战争极为困难的特殊时期建立的特殊大学，但是它却培养了一大批享誉中外的理工科和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学者，应该好好总结这所学校的办学经验。他曾想有时间写一些关于教育的书，可惜他晚年要做的工作太多。他对教育的思考，多反映在他与来访人的谈话中和媒体的访谈中。
任先生对图书馆的认识，多着眼于国民的教育，而且多与国家民族的兴衰联系起来。2005年,任先生在全馆员工大会上讲话说：“当今社会，各国重视物质资源以及人力和知识资源的开发，如微软、戴尔、西门子等国外大型企业，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设立奖学金，培养他们所需要的人才，由此创造出的财富是巨大的。可见，知识的开发是第一位的。再以犹太人为例，1901—197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有411人，犹太人占65人，占得奖人数的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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