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的定位，本来不成其为问题。在国外，国家馆的地位和作用早有定论。但是在我国，由于图书馆事业的不发达，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共图书馆事业受到很大冲击，新时期以来，发展也较为缓慢。因为这样一些原因，一段时期以来，国家馆所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得到强化、延伸，而它的总书库以及保存保护中华文化的职责却并未引起社会尤其是政府的高度重视，它的为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参考咨询的作用，也缺少有效的利用。而它为普通读者提供的服务也与公共图书馆没有什么两样。公众对国家图书馆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则大部分是浮在表面，这也影响到了国家图书馆的发展，以及它应有作用的发挥。因此，任老从任馆长之初到其晚年，都在强调和宣传国家馆的地位和作用，把它作为办馆的指导思想之一，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关注。

　　为了突出国家馆的特殊功能与作用，任老高瞻远瞩，做了大量工作，有效提高了国家馆的地位与作用。

　　基于任老对国图是国家总书库、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记忆的认识，他十分重视民族文献的收藏和保护，并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进行呼吁和宣传。2001年8月2日在名家手稿珍藏展上，他诚恳希望唤醒公众保护名家手稿、保护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意识，期望社会各界继续慷慨捐赠名家手稿。他还下令加强对巴金28件圆珠笔手稿的保护，制作木箱，用无酸纸逐页分开保藏，并亲自查验，直到满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各种拍卖公司开始拍卖来自流失到海外和民间的善本古籍。1995年，中国嘉德公司在北京拍卖宋周必大刻《文苑英华》，以143万元为海外人士所得。1999年，北京拍卖南宋杭州官刻本《春秋经传》，北京市文物公司垫付308万元巨款，方使该书未流失海外。2000年4月，流失海外半个世纪的翁氏藏书80种（其中宋本11种），与国图联系，欲卖给国图，与国图原所收藏的翁氏家藏善本合为完璧，但就在国图报告申请国家拨款时，书为上海抢先购得。虽然避免了再次流失海外，却使翁氏藏书身首异地，造成读者阅读的不便。对于这样的事情，任老心急如焚，2001年，他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申请为国图设立特别机动金，以便及时购买由境外流入的国宝级图书。信中说：“早在1955年和1965年，周恩来总理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曾两次特批，分别拨出80万元港币和25万元人民币，从香港收回陈澄中旧藏中国古籍善本102种，藏入我馆，挽救了这批善本流失海外的命运。据我国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在全球47个国家的200个博物馆中，中国各种文物不下百万件……若加上散落民间的则更多，而且都是精品。”“今天综合国力日渐强盛，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在适宜时机参加竞拍或买断，将流失国宝收归国有，其中包括善本图书。”

　　任老还重视文献的揭示工作，让文献流通起来，最大限度地提供服务。在《瞭望周刊》第26期的采访中，任老讲到北图的经历。他说清政府时北图与其说是图书馆，不如说是个藏书楼。它真正向现代图书馆转变是从蔡元培任馆长时开始的。这种转变的标志就是由单纯的收藏变为藏用结合，不仅仅是收藏，传之后世，还要服务社会，服务当代。在2009年《中国图书馆学报》访谈中，任老在谈到他任馆长以来国图的发展变化时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过去我们馆偏重文献资源的收藏和整理，流通考虑得少。我来之后，在努力扭转，越是希见的东西，越要跟社会见面，不要锁起来。重藏轻用的局面现在已经得到了改善。”因此他重视传统文献的揭示工作。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启动时，他特意为工程题词：“兰台秘笈分身有术，宋刻元刊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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