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图书馆而言，如任先生所说，图书馆的产生和存在乃至发展都与人类的知识需要、知识积累相关，知识的获取和知识的积累就其途径而言是多种多样的，以现代信息技术所创造的信息检索机构固无不可,但是，无论其未来如何发展与强大，从文献获得的角度看，数字图书馆和各种各样的信息检索机构或者有一天会取代纸本的文献,而从知识的获得和积累来说，这种非接触性的或曰虚拟的获取和积累途径都只能是其一，而非唯一。人类接触性的知识获取和积累，或者更直接说人与人面对面的知识交流，有非接触的交流所不能得到的知识信息。而物理的图书馆，恰恰是人类直接交流知识、获得知识的重要场所。
任先生的理论还告诉我们，图书馆作为教育机构，其功能和目的不再简单地局限于信息或者文献的提供，也就是说信息和文献的提供在育人的目的下，由过去的目的变成了手段。这是对图书馆功能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一个是着眼于人的信息获取，一个是着眼于人的教育，都没有离开人，但是差别甚大。教育论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图书馆的工作宗旨，而信息获取论则很明显只满足了人的单方面需要，看到的仅仅是图书馆功能的一个方面。
当然，图书馆教育功能的理论并不是任先生最早提出的，早在他之前，此种理论就已经存在。杜威就把图书馆说成是“人民的大学”。即使是现在西方的图书馆理论也并不是完全把教育功能与知识的自由获取截然对立起来。国际图联1999年发表了《图书馆的知识自由声明》，2002年发表了《格拉斯哥宣言》《国际图联因特网声明》《图书馆可持续发展声明》，强调了任何人自由平等获得图书馆服务的权利，“维护获取知识的自由是全世界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的主要职责”,但是也指出：“因特网除了许多有价值的、合理的资源外，还有些不正确的、误导人的、令人生厌的信息”，“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应该鼓励公众获取优质信息”。这实际上就承认了图书馆和信息机构在为公众服务方面所面临的价值选择，说明图书馆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价值判断的客观实体。声明同时也阐述了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支持所有人的终身学习、独立决策和文化发展。并通过丰富的馆藏和各种媒介，为读者提供指导和学习机会。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帮助人们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社会技能，这些均是信息社会必不可少的。图书馆还需要加强对公众阅读习惯、信息素养的培养，并开展培训活动。”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在西方知识自由的理念下，许多年来，图书馆的教育功能说被淡化了、边缘化了。奇怪的是中国的图书馆界也有盲从者。在这样国内外大的理论环境下，任先生强调图书馆的教育功能的理论也就有它特殊的纠偏意义。
与那些视图书馆为单纯的信息提供机构的认识相比，任先生的认识也为图书馆的服务拓宽了视野，开辟了更大的范围。自任先生担任国家图书馆领导以后，国家图书馆在为读者服务方面，不断拓展服务范围、深化服务内涵，开创了图书馆工作的新局面。2001年，任先生积极倡导并开创了“文津讲坛”，首场讲座就由他来主持，此后任先生每年都要登坛开讲，先后主讲7次。不仅如此，他还亲自规划讲座的选题，邀请名家，而且经常到讲坛听讲。到2010年元旦，“文津讲坛”已经举办了500期，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知名的讲坛。在此基础上，国家图书馆还开办了文津读书沙龙、文津图书奖、艺术家论坛、企业家论坛、教育家论坛、世界图书馆馆长论坛等诸多讲座与读书活动，每年还举办不同类型的展览。现在，城市图书馆举办的讲座、展览已经成为城市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上也证明了图书馆教育功能论的正确以及对于图书馆发展的重要意义。
任继愈先生在图书馆工作23年，为图书馆界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理论与实践遗产，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继承，从而不断推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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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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