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哲学家和教育家，任先生对图书馆的性质和功能有着独特的理解。他认为，图书馆有两大社会职能，一是教育职能，一是信息职能。（见1997年《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参考工作研讨会开幕词》）但是近些年来，他强调最多的则是教育职能。他认为图书馆是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是公民终身受教育的机构。在2005年全馆员工大会的讲话中，任先生说：“图书馆作为收集、加工、存储各种图书、资料和信息的公益性文化设施，在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全民终身学习和教育的基地。图书馆可以不受年龄、学科的限制，为读者提供所需资料，起到解决知识匮乏的作用；图书馆虽然不直接创造财富，却间接培养创造财富的人，这就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我们的教育职能不同于大学，责任要比大学大，服务的范围要比大学广，服务的层次要比大学深。”2007年，在全馆员工大会上，任先生的讲话主题仍旧是图书馆的教育功能，他说：“温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有一部分重点谈到了教育问题，特别提出要加强基础教育，要扶持发展基础教育。我的体会是，基础教育也包括我们图书馆在内，因为图书馆是终身受教育的机构，我们国家馆更是责无旁贷。过去很多战争是因为争夺资源引起的，主要是自然资源，像矿产资源，铁、石油等。现在又增加了对人力资源、知识资源的争夺，而这些资源正是从教育中来。因此科教兴国是十分重要的。自然资源越开发越少，开发到一定程度就没有了，而人力资源越开发越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我们图书馆不能妄自菲薄，不要消极地看待我们这个服务行业。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学校教育是主流，但只是一个方面，更多人才资源的培养是靠社会，我们图书馆的责任也很大，图书馆越来越发展，我们的责任也越来越大。”从这些认识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图书馆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现在的图书馆学界和图书馆界，有一种图书馆存在悲观论，这种理论和声音认为，随着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信息和文献的需求，不再似过去那样完全依赖图书馆，人们可以不利用图书馆或不到图书馆就获取所需要的文献和信息，并且最终有一天会不再需要图书馆，图书馆将在人类社会中消失。1965年被称作互联网之父的杰·西·亚·利克里德在其《未来的图书馆》中认为，随着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图书馆的应用，图书已不再是适宜的信息储藏物，这样，当人们最终拒绝接受图书是一种有效的信息传输机制时，他们也就会拒绝接受图书馆。美国图书馆学家兰开斯特在1972年出版的《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一书中也提出：“在下一个二十年（1980—2000年），现在的图书馆可能完全消失。只留下几个保存过去印刷资料的机构。”（邓登理、陈珍成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20世纪80年代，英国图书馆学家詹姆斯·汤普森的《图书馆的未来》也预言：“技术进步产生了优越无比的技术，到时候它将取代人类目前以图书为中心的公共记忆的较大部分。”“图书馆的结果可能是采取博物馆形式并告别印刷时代。”（乔欢、乔人立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对此，任先生有他个人的深刻思考，在2009年接受《中国图书馆学报》专访时,任老讲：“图书馆是一个长寿的机构，即使国家消亡了，政府没有了，但图书馆会存在。方式可以不一样。因为知识总是有的，求知总是有的。”他对图书馆未来的乐观判断，建立在人类对知识的永远需求之上，他认为，图书馆的产生与存在与个体人对知识的需求以及身心的自我完善有关。人只要存在，就必然面临知识的需求和个人的自我完善，因而图书馆也就会永远存在下去，这比那些技术主义者哀感有一天图书馆会消失，看得更为深远。

　　图书馆消亡论者立论的基础是人类对信息的需求和获取，只要有比图书馆更为先进的获取途径和手段，就必然会取而代之。这种理论的致命弱点是技术至上，把技术看作图书馆存亡的关键。在当代，技术的确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技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工具和手段，它确实对事物的性质乃至存亡都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就是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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