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史料中可考的唐朝进奏院的数目为五十余家，这与唐后期藩镇数目基本一致。马端临《文献通考》载：“五代以来，支郡不隶藩镇，补人为（上都知进奏院官）者，听其置邸，隶藩镇者兼掌焉。”（《文献通考》卷60《进奏院》，中华书局，1986年）也就是说，从五代开始，不隶属于某个藩镇的州也开始在京师设置进奏院。到宋初，随着藩镇的解体，进奏院设置权限随之下移，“逐州就京师各置进奏院”，进奏官皆由“本州镇补人”为之（同上），从而使进奏院的数目激增，带来了管理上的巨大不便。而且，随着宋初中央集权的加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重新走向正轨，作为州一级政府代表的进奏官，其地位同唐后期作为藩镇代表的进奏官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地方将吏多不愿背井离乡，常驻京城担任进奏官。地方政府转而招募京城本地人担任进奏官。这些京师人以私宅作为办公地点，不仅不利于朝廷对其工作进行监督管理，而且使朝政信息毫无保密性可言。因此，对进奏院进行改革迫在眉睫。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政府对进奏院进行一系列改革，主要举措为设置都进奏院对各州进奏院进行统一管理，同时对众多进奏官进行厘选，从中挑选出一百五十名继续担任进奏官，每人负责“二三州军”的联络沟通事宜。这样，北宋朝廷不仅规范了对进奏院的管理，而且把进奏官的任免权收归中央，从而加强了对进奏院的控制。虽然进奏院存在直至南宋灭亡，但自此开始逐渐失去了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的性质，转而成为朝廷控制下的、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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