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刘泽华先生倡导的“王权主义”成为对“国学”论争焦点之一。“王权主义”论述的不只是王权，而是由对整体中华文明的一种抨击心态发展出的意识形态。关于这意识形态，以后再另文析论。从“王权主义”的文本来说，既然名为“王权”，其立论的起点应该是“君权的实际运作”。从这权力的整体而言，其运作的对象的确如刘氏学派所指的，是“民/全民”。但从这权力的顶端而言，其运作的关键则是在“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结合和相持。这是先师钱穆先生中年论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要旨之一。记得2006年在吉林省社科院一次特邀讲座发言中，刘泽华论“王权主义”时特别指名评责钱师的“相权论”。当时我也是发言人，但由于不想破坏会场气氛，而且这问题牵涉到的方面较多，非三言两语可以解答，所以未作回应。近读王瑞来《皇权再论》（《史学集刊》2010年1期）一文，对这问题作了精细而准确的解答，有兴趣者可以参考。王文中说：“钱穆发表于40年代的《论宋代相权》，则开启了国内君主专制论的先河”，则意指不清楚。钱师一向都是反对“中国君主专制论”的。钱穆的《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新亚学报》，第1卷第2期，1956年）一文正是反击魏夫高（KarlA.Wittfogel）的“东方专制极权论”的有力论说。按：Wittfogel认为西方文明的“民主、自由、人权”源自古代的“靠雨水运作的农业”，“东方的独裁专制”则源自“靠水利工程运作的农业”。钱文则指出中国远古北方（华夏和周原）的农作业主要是高原旱栽的农产。钱文后来由何炳棣扩大成书：《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2001）。钱师批判“专制皇权”的另一要点是“士族社会”论，这也是西方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大师艾伯华（WolframEber鄄hard）用来反驳魏夫高“东方独裁专制”论的要义。艾伯华指出中国长江以南地带的水利工程主要是由“士族大姓”的“私门力量”而不是由中央政府的“公权力”兴建的，这也是我多篇文章论析的主题。在《从多元历史视野宏观中国现代化问题：蒙古西征与人类文明》（《史学集刊》，2009年4期）和《中国传统社会领导层的建构和演变》（《历史教学》2010年1期）两文中，我提到：

　　在两宋时期，儒学士人对中央朝廷君主专权的约制功能（此功能在东晋“王与马共天下”时期为巅峰），由于在地方上农业经济和地主与宗族势力的减弱而有所缩退，但由于城市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文化教育（如私塾义学和书院）的发煌，相对地增强了文教精英们（现代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因此儒学士人们对朝廷君主专权尚保持了相当的约制功能。但比较宋代之前，相对地减弱了。

　　过去称为“士族”（西文greatgentry）者，此后多改称为“士人”、“士子”(西文lessergentry)。他们……对中央政权的依赖性和归属感则相对地增强。过去士族和地方势力对中央政府的制衡作用因而大大减退。儒学思想意识对帝王的约制或感化的影响亦同样减退。大一统专制的中国政治在宋代才真正成形。

　　这是钱师论宋代的“相权”比起汉代和唐代有所不及的“语境”（context）。王文对此可能误会了。不过王文也可能是指钱穆论“相权”对“君权”的制衡引发了国内对“君主专制论”的关注，因此“开启了国内君主专制论的先河”。这也可以解释刘泽华先生论“王权”时何以会特别点名批判钱穆师。根据王文的研述，如果在宋代的士族和地方势力与“相权”都相对地减弱的时期，它们仍然对“王权”有相当的制约，则在宋代以前，它们对“王权”的制衡力量更是大大可观了。这命题是刘派“王权论”必须面对的挑战。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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