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有些学者关于古代中华的“绝对王权”的论述，多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诗为证。这是断章取义的最坏例子。《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王事傍傍……旅力方刚，经营四方……尽瘁事国……不已于行”。当时周王仍在为扩地而征战四方，连年老力瘁的贵族大夫也“不已于行”；四境未定，何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去古未远的孟子已直斥这是“以文害辞，以辞害志”的事例，指出“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孟子·万章上》）。当时君主权力运作的实况，大概可以传说中的《击壤歌》为例。《帝王世纪》记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上引《北山》是属于君主作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或自我中心的想法和宣传）的层面；《击壤歌》则属于人民/被统治者的实际经验和感受的层面。历史研究，尤其是中西历史比较，须要兼顾这两种不同的层面，才不致误己更误导他人。

　　王文指出，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不是对君权的推崇。按：此语出自《论语·颜渊》篇，是孔子回答齐景公问政的话，其下文更记载：“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这说明在齐景公心中，君君和臣臣是相对性的互动，而不是绝对性的单方面的。君如果不遵守“君道”，臣便可以不守臣道；君不遵守“君道”便不是君，而会变成没有饭吃而饿死的人。

　　刘泽华先生反对提倡国学，可能是因为他对“君道”有些奇怪的理解，进而指称传统文化是对进步的阻力。他认为儒家提倡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从道不从君”只是表面现象，是他所谓“阴阳组合论”的“阴”，是可以改变的，而不可改变的“阳”的另一面则是“王体道”，并将“王体道”理解为“王就是道”。

　　中华古籍里常提到“君道”、“臣道”。但正如《老子》第一章开宗明义地说“道可道，非常道”，“君道”只是作为人君的一特殊之道，和“臣道”、“妇道”等都只是道之一体（按：“一体”意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不是“道”的全体，更不是“道”的本身。这些特殊之道各有其本身内在的“理”。正如《韩非·解老》说：“物各有理，不可以相薄……万物所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所以不能用一种特殊之道来打压另一特殊之道，而是如邹衍所说的，要“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不务相迷”（《史记·平原君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刘先生们对“君道，臣道；阴，阳；浑沌”的论述似乎是“相乱”、“相迷”了。而且“君体道”只是说为君者要去“体认和遵守道或君道”，而不是说“君/王就是君道”，更不是说“君/王就是道的本身”。因为君可以不君，可以不道，可以被诛杀；但“道”是不可能“不道”或被毁灭的。君王实际体认的道（“可道”的道）不是道的本身（“非常道”）。

三

　　“王权主义”论者的另一重要而奇怪的主张，是关于“民为贵，君为轻”一语的解说。最近张分田先生的《“民贵君轻”是帝制的统治思想——从当下的“国学观”之争谈起》一文中有一段很奇怪的推论：

　　明太祖曾命人将《大学衍义》“大书揭之殿两庑壁”……其中有专门阐释孟子“民贵君轻”的段落。众多皇帝认同“君为轻”。例如，汉高祖……唐太宗……元世祖、元英宗……明成祖……明孝宗、明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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