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乾隆帝曾吟诵“藐予小子识君轻”和“自昔识君轻”的诗句。在《钦定四库全书》中，“民为贵”、“民为重”、“君为轻”之类的字眼不胜枚举。
科举考试要求通晓民重君轻……朝堂之上、著述之中援引“民贵君轻”及其基本思路的事例越来越常见……由此可见，官方学说不仅没有将这类命题视为异端邪说，反而将其奉为至理名言。
对于上述现象，正常的想法应该推断出这是由于“民为贵”如同“2+2=4”一样，具有不可否认的真理价值，因此即使是君王也不能不承认和赞同这“至理名言”。但张分田先生的推断却认定这是由于“民贵君轻”的想法对“王权专制”有利，因而只是推行“专制王权”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下，这看法也还可以成立，正如“2+2=4”的数理是人们生活上不能没有的计算工具，因此也是君权的运用所不能没有的工具，所以也是君王们推行的文教的重要内涵。但“2+2=4”除了是“工具”之外，本身应该还有一些人们不能不承认的真理内涵——否定了“2+2=4”，比“指鹿为马”更为荒唐可怕。人们由于君主也承认和宣教“2+2=4”的算法和“民为本，民为贵”的理念或理想，便把“2+2=4”的数理和“民本”、“民贵”的理想，贬为“王权主义”的基础和“专制君主”的犬马或附庸，因而否定其本身的价值，这更可怕。我完全同意张先生强调“以事实明道理的学术准则”。但他从他所举出的事实，却推断出一些很奇怪的道理。如果中国历史上的君王对一切的人、事、物、道、理的思想言行和情感都只是为了维护“王权”，除了维护“王权”以外，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这种君王的确不是人，而是非常可怕的“政治野兽”。如果中国文化中一切的人、事、物和道、理，只要被君王们所认可和推重，便一定是维护“王权主义”和“专制君主”的犬马或附庸，这的确是一种很可怕的“非文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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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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