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遵礼讲信到崇奉力、诈的风气演变，很集中地体现在顾炎武概括的“车战废而首功兴”这七个字里。车战是华夏社会一种古老的战争形式。当时的礼制对不同等级的国家理应拥有多少乘战车有严格规定，因此有所谓“万乘之国”、五千乘之国、五百乘之国等，不允许随便扩军。作战主力是站在战车上的贵族武士。一辆车上最多三个人，尽管每辆车后还会配置若干协同作战的“徒卒”，军队的规模仍极有限。交战也要严守规则。双方战斗员站在各自的战车上，如果面对面，相隔两匹马以上的长度，如何互相搏击？所以两军必须在十分开阔的战场上斜错列阵，战车先由对角线的两端相向行驶，在它们互相接近前再各自“左旋”。就这样，当交战的两辆战车分别作逆时针圆周运动时，车上的武士便能在战车侧身相错而过的一刻交手过招。一个回合叫“一伐”。至多转上三四圈，也就是打到“三伐”、“四伐”，即使车上的人尚未头昏，也往往轮飞轴裂，车翻马仰。故而不足一两个时辰，战争也就结束了，简直有点像游戏。

　　直到春秋中后叶，人们依然还在遵守礼制。公元前638年，宋、楚在泓水边会战。宋襄公一方先到达战场、列好阵形。他的部下在楚军未完全渡河，以及虽已渡河而未完成布阵时，先后两次建议宋襄公提前出击，但都被宋襄公拒绝了。交战结果是宋军被打败，襄公因为受伤而在次年死去。对他恪守“不鼓不成列”的礼制，汉代人评价说：“于古为义，于今为笑。”是知他的行为被嘲笑为“蠢猪式的仁义”，固非自今日始。可是换一个角度想想，连打仗也毫不动心地把规则放在第一位，那是一个多好的时代啊！中国人不讲规矩，或许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时移世迁，此风竟渐如江河之泻，积重难返，直到如今！

　　到战国时，战争的目标、规模乃至酷烈程度都大幅度提高。为打仗而倾一国之力，争以机诈相比高。对方即使投降还无法放心，结果只有把降卒全都活埋了事。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活埋事件就发生在那时。奖励战功，须以斩获的首级多少为凭据，此即所谓“车战废而首功兴”。凡此种种，在春秋时候都是绝不可想象的！对这样的“礼崩乐坏”，难道我们也能够以“历史进步”的名义而举起双手去拥护吗？

　　可见历史的考察越是深入到真实的层面，我们就越是难以用一种黑白分明、是非分明、对错分明、好坏分明的简单立场去看待它们。从春秋到战国的历史变迁，可能体现了一种非变不可、谁也无法阻拦的趋势。这其中确实存在某种正当性。可是问题也许还有另外一面。凡属重大变革的时代，当社会秩序发生大规模解体与重建，当社会正经历着根本性转型之时，我们经常看到工具理性的全面膨胀。这时候，绝大多数的人们根本无暇顾及价值理性。包含在旧传统中的具有正面属性的价值理性，总是连同旧传统一起，被满心眼追求现实利益的人们不屑一顾。因此与工具理性极端膨胀同时，价值理性往往处于普遍的失落和衰微。对正当或不正当的思索，会被对于是否有利或有用、能不能行得通的直接而现实的利害算计所遮蔽。而孔子的伟大，恰在于他身处实用主义弥漫的乱世，却孤独地坚守着他心中的价值理性。

有时候坚持很重要

　　克己复礼这句古话，被孔子拿来表达他最基本的政治主张。所谓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那一套礼仪和行为规范，从而复兴正在迅速败落的过去时代的精神。不过孔子自己也知道，一种业已衰退的文化秩序，是不可能光靠对外在行为规范的强调就能让它重生的。复礼还得通过克己才能实现。西周礼制本有一种内在约束，它是从统治家族的血缘关系中派生出来的。到春秋末，世代传承了几百年的血缘关系变得非常疏远，所以“礼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孔子要通过克己实现复礼，又无法重建西周时那种强烈的血缘意识。他必须找到另外一种东西，作为克己的内在依据或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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