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就是诠释历史的最好视角。因而，现代人看三国和老一辈人看三国必然会有不同。同一件历史事实，前三十年来看和后三十年来看，评价也可能不同。所谓“违反传统历史观”恐怕是因为过去老百姓的审美判断，喜欢极端化的人和故事。而现代人越来越讨厌样板，讨厌“高大全”的虚假形象，后人对历史的指指点点，都是从自己的立足点和感受出发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时代的人当然会从不同的视角重新自我表达，只是别太出格就行。中国戏曲把曹操画成白脸，你稍微给他涂上一点红的，有什么不可以呢？横竖都是后人添上去的色彩。

　　龚丹韵：但是也有历史性和文学性结合得很好的例子，比如司马迁的《史记》，是廿四史之首，却也是公认的文学经典。

　　周振鹤：《史记》的历史性已经处在边缘，再差一点，可能就要逸出正史而进入文学的范畴了。《史记》是历史与文学结合得最好的典范，关键就在于火候如何掌握。没有文学性的历史令人觉得面目可憎，纯文学的故事则让人感到不可信。称赞《史记》者多是为其文学才气与史学见识所震慑，主要还不是由于其纯粹的实事记录。史要信，但究竟信不信，一般人并不容易知道。

　　电视剧《康熙王朝》算是拍得可以了，可细节上也有问题。比如与俄国签《尼布楚条约》时需要翻译，康熙在传教士中找到两个会俄语的。其实历史上，这两个传教士一为法国人一为葡萄牙人，不可能懂俄语，因为俄语绝非俄国以外的欧洲通行语言，连俄国宫廷长期流行的都是法语。所以其时谈判用的是拉丁语。这点细节，也不是所有历史学家都知道，所以没人提醒二月河，也没人告诉编导，实属正常。做到万无一失，太困难了。

　　为了传播的效果，有时候不得不牺牲史实。比如关于张衡的历史记载不多，拍张衡的电影时，我的老师被请去对样片提意见时，曾指出从洛阳到南阳非得走陆路，必须坐车，不能乘船，但结果导演还是让张衡坐船回老家南阳了。这我能谅解，船是慢慢开的，这样才能摆手作别，有感情的流露，坐车一扬鞭马就跑了，没法体现情感。

　　龚丹韵：历史学在史实的辨别上，真能不带自己的主观判断吗？

　　周振鹤：历史不容想象，但历史也无盖棺定论。史学界本来就分好几个领域。搞历史编纂学的，搞历史地理学的，就比较重视再现历史原貌。饶是如此，有时也会不自觉地把材料往事先设定的问题上倾斜。所以傅斯年一再强调历史学就是史料学，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史料真伪的判断相当困难，必须取精用宏，由表及里，点石成金。钱大昕和王国维可以说是我的偶像，如钱氏，就不但能发现历史记载有误，而且知道错由何来。

　　当然也有些史学家，把诠释看得比事实更重要。我不反对解释历史，推理因果，揣测规律。中国自古以来并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学，那样的学问应该与科学研究一样，只问事实不评功过。但中国人历来重视经世致用，历史要起垂鉴资治、吸取统治经验教训的作用。司马迁更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致用有时就必须增加文学意味才能引人入彀。对一般人而言，历史有惩恶劝善的作用，要发挥这个作用，也要有文学色彩，有虚构成分，将事件变成故事，才有意义可言，也才能有广大的受众。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