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认为，大学教育真正落实的应该是：四年下来能让学生内心有种充实的感觉，让他们能够坦然走出校园积极面对现实的风雨，让他们的精神真正独立起来，成为一个求真向善爱美的人。只有这样，我们的大学教育才能真正算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文教育。然而现实不容乐观，大学的器具化相当严重。

现代大学的器具化

　　关于现代大学的异化问题的论述汗牛充栋。我从两方面关注现代大学的器具化问题：一是师生数字崇拜，二是师生沦为器具。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英国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就指出“学术工业”的问题。他说：“让大学职员中的普通教员知道他的价值是由已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受邀参加讨论会的次数来衡量，那就简直糟透了。”正是这种压力造成了“学术工业”，“这种学术工业极少‘推动学科发展’，反而常常阻碍学术的发展”。他进而提出把人文科学引向邪路的“四类偶像”——“数据偶像”、“新奇偶像”、“时代偶像”和“学院偶像”。其中“数据偶像”首当其冲，它“相信必须先记录下全部可用的资料，然后再进行人文科学的其他研究”。他不无感慨地指出：“由于数据崇拜者要求好的观念必须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上，致使多少好思想不得不流产啊！”（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P187－190）在此，贡布里希是从研究的过程来谈的，简言之，就是占有越多的资料，研究越有成果。这会导致一种不良倾向——研究成果所引用的资料越多越容易发表。不否认有认真读书的真正学者，但是这些情况也大量存在：不会英文却硬要列举一大堆，没读过的书也为了充数被列出来。

　　数字崇拜还体现在对研究成果的态度上，就是成果数量越多越对自己有利。当前这种数字崇拜登峰造极。教师追求论文的数量，学生们追逐各种证书的数量。这种数字崇拜，更滋生出造假的风气。教师为了职称或福利，片面追逐论文，一稿多发，胡编乱造成风，学术腐败丑闻此起彼伏；而学生平时游手好闲，考试作弊像瘟疫一样蔓延。

　　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1922年，《教育独立议》）然而环顾当前大学校园，我们发现许多教师和学生存在着沦为器具的倾向。

　　大学教师沦为器具的表现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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