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倡议得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积极响应，决定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共同组队进行重走文物南迁路的考察活动。北京故宫方面由我任领队，全程负责；郑欣淼院长和李季常务副院长分别参加南京至贵阳、西安至成都段的考察活动，我们的考察团成员包括了老中青三代的文物文献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院史研究专家、博物馆学研究专家等。台北方面则由朱惠良女士为领队，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教育展资处、登录保存处、器物处、书画处等部门的专家和摄影家，以及台南大学音像研究所教授与学生作为成员。此次双方联合组队重走文物南迁路，是继去年两院院长正式互访、我院37组（件）文物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行“清世宗文物大展”、两岸故宫在台北故宫举办首届学术研讨会之后的又一次联合行动。南京博物院的院长和有关专家学者也参加了此次考察。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的队伍中，还有几位特殊成员，北京方面有梁金生，台湾方面有庄灵。梁金生家族五代皆与故宫结缘，他的名字更是“金生”因为出生在文物南迁路上的金陵(南京)得来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方面则有摄影家庄灵先生，他是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庄严先生的儿子，也是在文物南迁过程中出生的。6月3日，两院的考察队员在南京集中，这两位当年参加文物南迁的故宫人的后代首次相会，这也是故宫南迁后两岸故宫后人的首次聚首，这跨越60余载的重逢意蕴深长。两岸考察队员的相会，其情景也格外激动热情亲切。
记者：此次考察从路线、交通工具、田野调查等方面与当年南迁又和相同和不同？
李文儒：事隔70多年的重走路线，无论怎样设计都无法真正追踪当年的文物南迁足迹，此次考察活动主要是精神上的追寻、回应和对话。我们这次考察在具体路线的设计上，主要是综合考虑了以下几个标准，即考察地点是否是文物南迁过程中重要事件发生地、遗存物是否丰富、当事人是否健在、当地档案是否留存等因素，因此并不是完全复原当时的迁移路线。比如，南迁文物都是从北京故宫通过火车运往南京后存于上海，后又运回南京的，此次考察路线中没有上海站，但是我文物还是邀请了上海档案馆的有关专家参加南京座谈会；又如，湖南长沙是1937年文物西迁中的一站，但停留时间很短，这次也没有设计到重走路线中。
更难以复原的是，当年文物南迁是在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炮火和硝烟中，通过陆路、水路、火车、汽车、轮船历经千难万险而进行南迁、西迁与东归的，这种历史路线无论如何是难以重走的，我们只能在有限的考察和路途中用心灵去感受。
考察方式主要是三种，一是考察事件发生地，对照档案记载，了解当时情形和现状，补充影像以及音、视频资料；二是走访当事人，还原部分历史事实，补充档案记载的不足；三是举行座谈会，共同研讨南迁历史、探讨和弘扬南迁精神。考察活动结束后，我们将通过考察报告、研讨会、展览、专题纪录片、出版图书等方式进行总结、记录和汇报。
记者：此次重走南迁路，在重走文物南路考察中有何重要发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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