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儒：关于文物南迁，当事人已出版几种专著记载其事，如我院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庄严的《典守国宝七十年》、那志良的《前生造定故宫缘》、欧阳道达的《故宫文物避寇记》、吴瀛的《故宫尘梦录》、刘北汜的《故宫沧桑》等。此外，两岸故宫博物院都藏有关于南迁的档案，这些都是我们此次考察的文献依据和参考资料。这些文献和资料各有侧重，勾勒出了文物南迁的大致情境，但同时这些文献大部分属于回忆性文本，由于事隔久远，因此往往缺乏整体的、宏观的视野和细节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在考察中进行相互联贯和整体把握，并通过实地考察，考证和补充重要的细节。

    在考察过程中，除了和当地的调查、研究人员一道发现了重要的南迁文物路段和文物的存放地址外，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以前没有见过的珍贵的文物史料，并对一些我们过去虽拥有却重视不够的史料有了新的认识。在考察中，我们也感到文物南迁路上各地政府、文化部门对我们此次考察活动，以及在当地的相关遗址、遗迹及相关的人和事都是高度重视的；同时我们也发现，由于当年南迁文物的高度保密性和军事性特征，事实上，当时、当地的大部分人并不真正了解当年文物南迁的内幕。在考察中，我们也发现所经之处的一般民众其实对此重大历史事件往往是并不知情的，这也导致了那些曾经存放文物的重要场地，毁损和发生较大变化的较多，当然亦有不少还保存得较为完整。现在，通过此次考察活动，我们和当地政府、文管部门在对现留遗址的价值和保护方面是有共同的感觉和认识的，那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或重大影响的南迁文物路线和文物存放遗址，应当成为国家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认真总结此次考察成果的基础上，将南迁路线和重要的文物存放遗址组合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于这点我们还是充满信心的。

    记者：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们一行用15天的时间走完了故宫前辈15年走过的路，实景、实地、实事，相信一定与以往纸面上的历史研究有着不同的感慨。请问此次考察对于故宫学学科有哪些建设？您作为北京故宫方面的负责人，有着怎样的心情？

    李文儒：的确，对我个人来说，确实觉得读书和行路是不一样的。在重走文物南迁的路上，进入文物南迁的现场场景的感觉远远超过了阅读文献的所获。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重走”也是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和重要的研究方法。过去，我们一直对紫禁城建筑、对150万件（套）以上的历代文物的研究高度重视，这也形成了我们的研究长项和特色，但我们对故宫博物院院史的研究，尤其是对文物南迁的这段历史的研究是很不够的。现在的“重走文物南迁路”是时隔70多年后，我们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考察和研究这段历史，从研究的角度确实有“迟到”的感觉，假如我们在50年代、60年代重走文物南迁路，或者即使是在80年代、90年代重走文物南迁路，收获肯定会更大一些，因为更多当事人的存在，更多的南迁路线和文物存放地会保留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对我们研究文物南迁的历史、研究故宫博物院的院史会有更大的帮助。但是以历史的眼光看，继承和弘扬光荣的文化传统，任何时候的考察和研究都是有意义的。考察结束之后，我们会进行认真地总结和深入地研究，深化考察的成果，肯定会有重要的考察成果呈现给大家。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