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陆宗达一生交游广泛，朋友很多。有些居京的朋友因来往方便，联系密切，我也常见，所知较多，如赵元方、马巽伯、汪绍楹、启功、朱家溍、吴晓铃等。有些知友则不在京城，如黄焯，在武汉；谭其骧，在上海；李述礼，在西安；牟润荪，在香港。这些友人与祖父的交情我也略知一二，择其可道者道来，以留逸史。

　　武汉大学的黄焯（字耀先）教授，是黄侃先生的侄子，与祖父往来非常之多。只是他居于武汉，只能靠书信往返。祖父与黄焯相识很早，约在上世纪20年代末。祖父曾往南京师从黄侃习小学，黄焯也一同上课，二人于那时相识订交。黄先生为人方正古板，刚肠嫉恶，做事一丝不苟，有时欠变通近于迂。有一年我去朱家溍先生家闲聊，朱先生说：“黄焯挺有个性。‘文革’末年，他整理黄侃的遗文，想将来出版。不过黄侃的一些东西保存在你爷爷那儿。他想借用，给你爷爷连去了几封信，你爷爷都没回。他火了，正好有个人来北京，也认识你爷爷，他就托这个人带了一封信。信上说，为整理遗作的事，我一连给你去了好几封信，你也不回。现在我派人再给你带去这封信，如果你还没有反应，我马上买火车票北上，到你家后直奔你的书房，将你书架上所有的书都取下头本拿走，看你还有没有反应。这信他也让带信的人看了，为的是要给你爷爷说清楚。碰巧这人也跟我认识，到我这儿来，拿信给我一看，直发愁，说：‘这信我哪敢给陆先生看。’没想到他到你爷爷那儿，还没等他拿信，你爷爷就说：‘你不是从耀先（黄焯字耀先）那儿来吗？我正好有些书要给他。’说完到书架上把那些书拿给他。这人也乐坏了，后来到我这儿说，他把这信当宝贝藏起来了。其实我们都知道，你爷爷手特别懒，没回信是手懒，心里还是当回事的。”我想从黄焯想出的“报复”祖父的方法、将祖父所有藏书的头一本统统拿走这点上看，黄先生真不愧读了一辈子书的书生，事实也正是如此。抗战时日寇轰炸武汉，天上飞机扔炸弹，地上大家跑防空，而黄先生仍端坐屋中，以朱笔一丝不苟地圈点《毛诗》，真是书生本色。所以到了晚年，除了以“书”治“人”外，也实在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也正因为如此，黄侃先生的大量遗著均由黄焯编成出版，与祖父宣传弘扬章黄之学的努力南北呼应，终于使“章黄学派”重现生机勃勃的景象。同时，“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的成立黄焯有开创之功，但功成不居，一定要让祖父担任会长。可见其淡于名利，又体现了书生本色。“文革”后，黄先生几次来京，通过祖父结识了赵元方先生，情投意合，成为好友。记得黄先生最后一次来京，祖父请他和赵先生到我家附近的上海餐馆“美味斋”吃饭，三人先去西单照相馆照了张合影，随后再赴菜市口吃饭。此次聚后两年，赵先生先离世了。黄先生听后很难受，他将赵先生与他的信件，凡是提到有关祖父的地方，全挑拣出来，用挂号寄给祖父，用意是看完后将这些信汇聚一起将来出版，“使天下知吾三人交情”。又过两年，黄先生也离世了。再两年，祖父下世。自他们最后北京相聚，6年之内，3位老朋友陆续离世。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吴晓铃先生是祖父的老朋友。吴先生脾气较大，他有次在我家闲聊，说：“有一年罗常培（语言学家、社科院语言所所长）把我们这些弟子聚到一块儿，聊起来说，这些个学生中谁得了他什么什么（指继承了他哪个方面的学术。罗常培是语言学大师，有多方面学术造诣）。张三得了他这个，李四得了他那个，王五马六又得了他什么什么，最后拿手一指我，‘吴晓铃得了我这个脾气！’”祖父说，吴晓铃的父亲去世时，吴先生发来讣告，祖父本要去，可那天喝醉了，忘了。我曾祖去世时，祖父也给吴先生发了讣告，吴先生也没来。“这样扯平了。”祖父笑道。“文革”13年祖父没登讲堂，第一次讲课是在厂桥的北京电教馆。那天去了上千人，吴先生不知怎么得知消息，也来了，坐在台下。主持人请吴先生上台，吴先生不肯。台下观众以热烈掌声“施加压力”，吴先生迫不得已上了台，脸涨得通红，两手抱拳，向台下连连作揖。吴先生喜欢收藏，有时候送祖父有关语言学的书，有时请祖父在他得的书上写题跋。比如有次他跟我说，他曾得了黄侃的什么什么手迹，“我还请你爷爷在后边作了一段很长的跋。”他很得意地说。他也爱读林琴南的翻译作品，如我家的旧书中夹有一张字条，是他从我父亲处借书的借条，上写“今从陆敬处借得《说部丛书》八部”，下面依次开列“1、《歇洛克奇案的开场》，2、《金丝发》，3、《七星宝石》，4、《贼史》，5、《爱国二童子传》”等等。他也看杂书。张中行的《负暄琐谈》出版后，张先生送了祖父一本。我觉得好，推荐给吴先生看。几天后去取书时，吴先生说：“那天你走了，我拿着书上楼，一夜没睡，看完了，写得好。”祖父去世后，吴先生十分关心祖父遗著出版的情况，到处为我联系出版社，虽皆未成，但古道热肠，令人感动。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