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与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也是好朋友，不过谭其骧在上海，两人见面不多。有一年，好像是“文革”快结束时，谭先生由上海到北京开会，到家来看望祖父。那天他来时我印象很深，因为他不同于一般的来访。他一进门，就在院中大喊大叫：“颖明，我来了！颖明，我来了！”我从窗户往外看，只见这个“我”是一老头儿，身材适中，腿脚敏捷，嗓音洪亮，神情激动。祖父也赶快从里屋迎出来，两人相见甚欢。他们说话时，我在祖父的书房看书。书房与外面客厅用两个红帐子隔开。我偶一抬头，吓了一跳，原来谭先生站在帐子外头，只将一个脑袋伸进来，眼睛睁得大大的东张西望。见我抬头，还朝我笑，是有些顽皮的笑，尤其那一个脑袋夹在两个帐子之间的样子特别滑稽。我说：“您进来看吧。”他客气地说：“不用不用。”然后又返身和祖父谈天了。后来祖父说，谭其骧当年在北京常和祖父他们一群人聚会游乐，因为他性格外向急躁冲动，人送绰号“谭疯子”，他也不以为忤，欣然受之。只是除去这个圈里的朋友，别人是不知道的。不久，我就陪祖父、赵元方和几位硕果仅存的老人请谭其骧去吃饭，为他“洗尘”。饭桌上，谭先生高兴非常，讲了许多过去的事和老朋友的情况。

　　祖父还有一个青年时代非常要好的朋友，叫李述礼。大概为人古怪，人送其外号“老怪”。他们是北大同学，并一同在1926年参加了共产党。“四一二”之后，祖父的领导人被杀，他们这一支部的党员从此与上级失去联系。而李述礼则去了湖北，并先后担任过四县县委书记。祖父与我闲谈中说：“大约28年左右，一天，我正在屋看书，一个人进了咱们院，进了大叫大嚷我的名字。我一瞧，这人一身煤末子，脸上也全是，衣服破破烂烂，我心想我不认识这么个人呀。他再一叫我，原来是‘老怪’。他告诉我，他所在的四县党组织都被敌人破获了，他靠内线通知才跑掉。他坐运煤的车回到北京，想重新念书，去德国念德文，找我借些钱。以后他去德国学德语，和乔冠华同学。” “老怪”我也见过，但还是上小学时，祖父带我去香山休养，他和女儿来看我们，那时他已去了西安教书。他人不高，说话高腔大嗓，富有表情，笑声十分响亮。祖父60岁生日时，他托人从西安给祖父带了双象牙筷子，还刻上了祝愿的话。

　　如果说谭其骧在上海，李述礼住西安，离祖父更远而交情更深的当属牟润荪先生。牟润荪与祖父为辅仁大学同事，他学历史，是陈垣先生的高足，后来在香港教书。改革开放后来北京，头一件事就是看望祖父，祖父见了他也格外高兴，当即出去吃饭。牟润荪身材高大，魁梧健壮，脸膛红红的，一说话声音震耳朵，对我说：“我和你爷爷的交情那可深啦。他的事我全知道，我的事他也全知道。”说完还一阵“哈哈哈”。他是最早一届港澳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常来北京开会。他每次来，都要给祖父带雪茄烟和外国酒，有时他到家时带来，有时我去他下榻的饭店取。他还要祖父写文章寄他，然后由他拿去发表。我记得祖父在香港写了纪念黄侃先生的文章，就是在他力促之下完成的。有意思的是，祖父有时不要他寄稿费，而是将稿费全买成当时国内见不到的外国雪茄，由他托人带来。我至今还记得牟先生几句话，“大陆人太穷了”，“改革开放好”，“你祖父的学问大，要继承”。祖父不爱写信，却惟与牟先生通信甚勤。几年功夫，家中就积有牟先生来信几十封之多，可见祖父的信也去得不少。这对祖父来说，是很难得的。

　　祖父一生性喜交游，且不拘一格，三教九流，四面八方，友朋甚多。曾与祖父契阔谈宴的人，当不止以上，此仅就我所知，大略记之。这些过去的人与事，已是昨日星辰，过往云烟。正如启功先生在回忆他们旧游时所作一诗中描写的景象和感慨。诗云：

　　灯火长廊自一时，画船笛韵夜行迟。

　　月波荡漾流歌板，花气回环逼酒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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