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学院派的研究学者，陈寅恪对中国的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如何在独立、自由的环境下培育出拥有独立自由人格、并足以承担弘扬本国文化的人才，是他念念不忘的大事。在1931年清华大学建校20周年的讲话《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他开篇就强调：“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认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这“俗谛”便是政治，起初是三民主义，而后是马克思主义，学术之根本在于求真，而这在中国历史上却是经几代学人的抗争才终究被认可的。陈寅恪“论学论治，迥异时流”，疾呼“国可亡，而史不可灭”，认为这是“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他忠告“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担心将来中国“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将这些话放于现今，更能凸显陈寅恪的远见卓识。

按照陈寅恪的标准，现今大学教育仍然注重培养技术人才，人文精神教育培养缺失，已经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陈寅恪看来，人文精神的陶冶和民族学术的继承发展是文化教育最重要之事。他对于中华文化怀着坚定的希望，在当年“全盘西化”如火如荼之时，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振复。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抚疏，亭亭如车盖，又可以庇荫百十年人矣。”只要我国文化“本根未死”，春风回暖之日必会复兴重振。一味吸收西方文化，必将亡本国之文化，比亡国更为惨痛。他在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撰写审查报告时说得明白:“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即为陈寅恪继承传统文化之精髓而又熔铸西方近代思想，着眼于中国现实而提出的，唯有此学贯中西的大家，才能清醒地看到保持本国学术独立的同时吸收西方文化，才能使本国文化昌盛不衰。先生的遗志，此刻正担负在我辈肩头。陈寅恪先生之学不必人人皆学，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值得每个中国学人铭记。

主讲人简介：

袁济喜，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基地客座教授，西南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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