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状态在于自己的选择，学人可以选择与当权者合作，追求名利双收，也可以固执地坚持理想，痛苦或者毁灭。陈寅恪在对历史的考索中，意识到“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巧拙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陈寅恪选择做贤者拙者，生死力争独立与自由，坚决使学统独立于政统之外，不惜做时代边缘的孤独者。他拒绝登上国民党的飞机前往台湾，在五十年代向“毛公”、“刘公”提出惊世骇俗的请求，“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在他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虽痛惜自己未能完成年少时的宏愿，但“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他终其一生实践了他写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上的宗旨。

在“晚年唯剩颂红妆”与“聊作无益之世，以遣有涯之生”的自嘲中，陈寅恪将晚年的光阴都倾注在陈端生与柳如是这两位女子身上。听说过陈端生之名者甚为寥寥，其《再生缘》于常人看来也就是平庸的才子佳人小说，而身为“秦淮八艳”的柳如是一向受正统文人鄙薄。一代治史大师，选择如此“非主流”的研究对象，必有深意存焉。因为这两位女子与陈寅恪本人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坚持独立自由的灵魂，而不为世人所容。陈寅恪不忍见到这样的奇女子终究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他就是要为历史上不受重视甚至屡受讥谤的弱女子“正名”树传，来谱写自己独立精神、自由意志之心曲。

陈寅恪赞美因作者的独立精神而带给《再生缘》的优美文字，“《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从《再生缘》主人公孟丽君的身上，陈寅恪“则知端生心中于吾国当口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二纲，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问，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读出了陈端生挑战传统伦理纲常的非凡勇气；而研究柳如是，陈寅恪“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低，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柳如是虽身为妓女，但历经磨难而始终坚守民族气节和文化操守，却深为流俗所伤，陈寅恪认为其光辉人格不亚于屈原等士大夫，将其引为异代知己，称柳如是为“罕见之独立女子”。

正如学者陈明所说，饱受身心折磨的晚年陈寅恪，“既要维持文化担待，又要安顿生命情怀，柳如是，一个有文化操守的弱者，自是他唯一可能的选择”。在孤寂黑暗的世界中，陈寅恪“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创造了以心灵情感来研究历史、文史合一的经典之作。在困居一室的精神遨游神交中，陈寅恪也超越了苦难，对自己的境遇释然开怀：“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一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淹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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