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对美与自由的极力推崇，是与他对现实人生的极度失望有关的。他生活的清末民初中国，整个社会被一种世纪末的情绪所困扰。王国维痛感于人们失去理想，惟知蝇营狗苟，追逐实利，而这种心态又集中在浊臭不堪的官本位上。王国维以一个钟情学问，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对这种浊污的社会机制与价值观念猛烈加以抨击：

吾中国下等社会之嗜好，集中于一利字，上中社会之嗜好，亦集中于此而以官为利之表，故又集中于官之一字。欲以一二人之力，拂社会全体之嗜好以成一事，吾知其难也。知拂之之不可，而忘夫奖励之之尤不可，此谓能见秋毫之末而不能见泰山者矣。(《教育小言十三则》)

王国维对中国历史上以官奖励学问与职业的做法深为不满，认为以官奖励学问的结果便是“剿灭学问也”，势必造成道德衰颓，社会上都将做官作为人生的最大嗜好，“夫至道德、学问、实业等皆无价值，而惟官有价值，则国势之危险何如矣！社会之趋势既已如此，就令政府以全力补救之犹恐不及，况复益其薪而推其波乎！”(《教育小言十三则》)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时，也对社会上弥漫的浊污蒸臭的官本位深恶痛绝，号召学生要潜心学问，大学就是培养做学问的人，而不是读书做官，求利谋财，扭曲人格。王国维从这种角度出发，将美学问题与改造国民人格的问题结合了起来，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忧思精神。

近代以来，一些爱国人士对鸦片祸害中国人的现状痛心疾首，林则徐更是采用严厉的行政措施来禁毒，但是并未产生根本的效用。王国维在《去毒篇》中认为，鸦片在社会上的肆虐，从心理学来说，则是人们情感上的失去寄托与慰藉。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西方人与印度人的宗教作为精神家园，而以入世的态度来对待周围世界，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就对中国人的这种乐天精神与圆滑态度深有研究与感叹。他认为，美学作为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桥梁，最适应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我国人对文学之趣味如此，则于何处得其精神之慰籍乎？求之于宗教欤？则我国无固有之宗教，印度佛教已久失之生气。求之于美术欤？美术之匮乏，亦未有如我中国者也。则夫蚩蚩之氓，除饮食男女外，非雅片赌博之归而奚归乎？”(《教育偶感四则》)他通过比较中国的精神文化不同于西方和印度的特点，认为国人嗜食鸦片有其必然性。从而唤起人们对中国人精神世界问题的关注，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

王国维认为要使中国人的感情世界得到拯救，主要是使感情有一个得到栖养的园地。他认为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美术。美术通过艺术的方式来陶冶人的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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