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在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中，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他从汉语言文字的固有民族文化特点出发，论证国文的基础是汉语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不同于西方的拉丁文表音文字体系，这是卓有识见的。我们知道，汉字的单音独体，造就了汉语写作的声律之美，同时，汉语的象形写意的特点，使得汉语文章具备形象直观，抒情言志的的价值观念，是人格精神与审美精神的寄托与表达，通过“神”、“气”、“音节”、“义法”等概念加以表述，与西方语言文章写作有着很大的不同。

章太炎对小学的研究超越了传统乾嘉朴学的樊篱，将小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将其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再三强调：“盖小学者，国故之本，五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故而“以为文学故训，必当普教国人。”也就是说，以研究语言文字为中心的传统小学，是研究汉语文化的出发点与基础，倡导国学，首先要从小学入手。他自己的治学，由小学入门，主张音韵文字相通，以此为基础，结合西学，恢弘清代诸子学之门户，其方法已经超越了老师俞樾。他杰出的学术成就，也证明了这条治学路径的可行性。

章氏的文字理论，提出一个“孳乳”的概念，他强调汉字不仅是工具，更是本体，是不可替代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首先就表现在中华民族语言的独立性上。如果中华民族离开了这种安生立命的文字与语言，那就要崩溃。

在20世纪初“华夏雕瘁，国闻沦失，西来殊学，荡灭旧贯”的中国，国学与西学的冲突异常激烈，学术界一些人士将汉语汉字作为旧的工具，急于在语言文字上与西方接轨。吴稚晖力推“万国新语”，痛斥汉语文字“野蛮”、“无效率”；康有为幻想理想中的“地球万音室”，对语言文字的取舍十分直截爽快：“夫语言文字，出于人为耳，无体不可，但取易简，便于交通者足矣，非如数学、律学、哲学之有一定而人所必须也，故以删汰其繁而劣者，同定于一为要义。”胡适的学生傅斯年则提出文字只是工具而已：“文字的作用仅仅是器具，器具以外更没有丝毫作用吗？我答道，是的，我实在想不出器具以外的作用，唯其仅仅是器具，所以只要求个方便”，甚至嘲笑“造字的时候，原是极野蛮的时代，造出的文字，岂有不野蛮之理，一直保持到现代的社会里，难道不自惭形秽吗？……哼！这是国粹！这要保存！好个万国无双的美备文字！”这些说法难免有些激进与幼稚。

当时，一些“五四”急进派围攻汉字的呼声四起，中国的语言文字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章太炎坚持不为所动，他强调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或可说是本质。他在系统的论证中，再三论述了这个语言文字体系对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可替代性，“古字至少，而后代孽乳为九千，唐宋以来，字至二三万矣……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正是因为中国的语言文字是这样富有中国民族生命精神的系统，章太炎才从其中发掘资源，构造一个“依自不依他”、具有自觉精神的文化主体。章太炎认为，文化亡则国家必亡，即使一朝国破，文化血统流传在国人心中，那么复国也就指日可待。从中不难看出他如此强烈的人文情怀与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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