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人文学术即国学,始终将学术与人格境界融为一体,充满着人文情怀,不同于西方自古希腊起就形成的学术观念,后者注重学术的工具性,而中国学术探索如何与天地之道、社会人生的结合,追求学术中真善美境界的融合,从亚理士多德与孔子学术价值观的比较中,便可以见出这一点来。亚理士多德倡导学术的工具性,而孔子教育学生时却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说:“士,志于道”;《礼记?中庸》中提出学习的境界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明代东林党人顾宪宗提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便是这种读书求学与天下之事相关联的学术价值观的体现。真正的学问,往往是在这种情怀熏陶下形成,并且通过个体人格的坚毅实践来造就的。在这一讲中,我们通过对于几位近代国学大师人文情怀的介绍,来探讨国学的这一特点。
一、章太炎的汉语情结
章太炎是近代国学的宗师,他对于当代的国学思潮影响至大至深。因此,要谈国学大师,是不能回避太炎先生的。章太炎早年走的也是纯正的清代学者的道路,他年少时在杭州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师从俞樾学习经学与小学。但近代风起云涌的维新思潮与革命运动,促使他走出书斋,诀别俞樾。他将自己的学问与实践结合起来,他的学生鲁迅先生称他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自1905年起,章太炎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若干学术文字,并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宏奖光复,不废讲学”。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时,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仿效日本一些学者用“一国固有之学问”来弘扬民族精神的做法。章太炎的国学讲习班培养了许多国学大家。后来北京大学一些著名的文科教授,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沈兼士等,大多出之于章太炎的门下。章太炎晚年退出政坛,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培养国学人才。
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在此清学蜕分与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在晚清学界新旧交替之际,章太炎呼吁: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
章太炎告诫人们,当此国运日危、文化转型之时,光靠国学固然不足以立国,还要充分学习西学,但是国学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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