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迄今为止中国近现代文化真正有实质意义的发展，都是通过重新回归传统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而在西方文化直接影响下所取得的暂时的发展和变化，则往往带有浮面的、虚矫的特征，一次次的文化回潮都会把这些发展的泡沫分流出去，而剩下的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正统文化自身发生的那些微末的变化。正是因为如此，章太炎较之与他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王国维等人的学术研究在表现形式上更为“陈旧”，但在质地上却更为坚实。

这段话说得入木三分。章太炎的学问博大精深，我自己曾师从陈旭鹿、汤志钧、姜义华诸位先生注释过他的著作，深感其国学情怀的博厚与渊明。但过去对他的学术观点往往批评为“复古”，现在看来未必呢！

二、梁启超的古典情怀

梁启超（1873－1929），在近现代政坛与文坛上，他的影响可以说超过了章太炎。章太炎早年一直依于梁启超，但后来分道扬镳，梁启超辛亥革命前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改良，与章太炎主编的《民报》鼓吹革命展开论战。梁启超与章太炎的学术观点也有很大不同，他主张在传承国学的基础之上，大幅度地引进西方的新学，改革国民性，使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之路。梁启超晚年也退出政坛，回到书斋，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首。不过，梁启超与章太炎晚年殊途同归，离开政治，回归学术，这二人都表现出近代仁人志士的共同特点，即历经沧桑，学贯中西，充满着国学情怀。

梁任公在百日维新中，大力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亡命日本，继续宣传他的新民说。他深有感触地说：“求文明而从形质入，如行死巷，处处遇窒碍，而更无他路可以别通，其势必不能达其目的，至尽弃其前功而后已。求文明而入精神，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也。” 如何从精神改造入手，提高国人素质呢？梁启超认为，文学与艺术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因此他倡导“小说革命”与“诗界革命”。

梁任公有一种深层的古典情怀，具体说来，便是对于古人的哀悯与同情。1922年11月3日，他发表了两次讲演。在《屈原研究》的讲演中，他以满怀情感的讲演向听者介绍了屈原的作品，娓娓道来，深入浅出。他赞叹：“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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