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论文艺时还涉及情感教育中的审美趣味范畴。西方人喜欢谈趣味无争辨，而中国古代注重趣味与精神人格的融合。在中国传统文艺观中，有着丰厚的审美趣味学说，梁任公出于深厚的古典情怀，独具只眼地看到了其中的现代人文价值。他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说：“趣味是生活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好像机器房里没有燃料，发不出蒸气来，任凭你多大的机器，总要停摆。”他对趣味的理解，有点像王国维说的生活之欲，但王国维的生活之欲，是从叔本华哲学中推导出来的，带有很大的悲观色彩。梁氏论生活趣味则充满着生活的乐趣，他认为趣味本身就是生活的动力，而不是生活痛苦的转化，但他对人生的趣味是有褒贬的，有的趣味，如吃喝嫖赌这一类嗜好就是不好的。梁启超认为，人的审美趣味的培养既要靠自己的先天器官，同时也依赖于后天的教育，即诱发的作用，而从事诱发的途径不外乎三种，即文学、音乐与美术。梁启超对于美充满着赞美之情，他说：

爱美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但感觉器官不常用或不会用，久而久之麻木了。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美术的功能，在把这种麻木状态恢复过来，令没趣变为有趣。”（《美术与生活》）

这可以说是一位国学大师人文情怀的彰显。足以为我们的国学研究垂范示伦。

三、王国维的悲剧情怀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清末秀才，号观堂，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是近现代史上的最著名的学者之一。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王国维的学术历程很独特。他是先从接受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出发，然后再去从事中国传统的文史之学的，他的人文情怀，在其哲学与美学理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在这里我主要从他的美学与文学理论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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