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陈寅恪的守望情结

陈寅恪，我国20世纪的国学大师，他的人生本身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堪称一段传奇。他是一位中国文化传统的忠实守望者，他留下的著述，只是平生广博学说的冰山一角，但他的精神人格留下的宝贵无形遗产，已全部凝聚成他墓碑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堪称先生尽一生心血谱写的绝唱。

王国维生前与陈寅恪即为“许我忘年为气类”的相知，二人在动荡时局之下，都对传统文化肩负着沉重使命感与忧患意识，并为其衰亡深深感到苦痛。1927年6月，王国维在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后，在昆明湖鱼藻轩旁纵身投湖。他身后各种揣测纷起，在与王国维心灵相知的陈寅恪看来，这些皆为“流俗恩怨荣辱萎缩龌龊之说”，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替亡者宣告：“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说明“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性之兴亡。”王国维并非单纯殉于某个朝代、一家一姓，而是殉于传统文化的衰亡：“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这苦痛的道白是为王国维而发，但又何尝不是出于陈寅恪的内心独白。因为陈寅恪的诠释，王国维之死得到了升华，其精神人格超越而得到了永生。王国维的死亡也给了陈寅恪巨大的震动和一生的影响，王国维没有完成的事业要留给他去继续完成，这历史个人带来的悲壮的使命意识使陈寅恪不禁“谬承遗命伤神”，这种自觉也促使他一生历经苦辛而终不改其志向。即使在政治气氛非常紧张的五十年代，面对北京向他的召唤，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回复》中仍说：“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陈寅恪确实是用一生的时间去孤独地实践着独立自由精神的实现。

虽然追求科学真理之独立、自由之观念来自于近代西方，但陈寅恪这种毕生追求的信念实与春秋战国时孔孟所云“士，志于道”何为相似。这种古典儒家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毅决绝，注定地造就了陈寅恪的悲剧人格。他出身名门，继承了祖父陈宝箴与父亲陈三立的家门学风，终身保持着名门士族的傲骨与清高。好友吴宓曾评价“先生一家三世，宓夙敬佩，尊之为中国近世之模范人家……先生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而无锦衣纨绔之习，所谓‘文化之贵族’。”这种文化贵族的孤傲倔强心态使他更加不愿向政治权威屈服，但也体会到更深的痛苦。早年流离中丢失了弥足珍贵的书稿资料，致使他计划中的许多书未能见世人，颠沛流离的岁月毁坏了他的健康，更在创作力最旺盛的中年夺走了他的双目，晚年更遭遇膑足之苦，同时忍受着极大的羞辱与折磨。这一切都注定了他早期宏伟的学术理想难以得到实现，属命河汾的强烈愿望与残酷的现实在煎熬着他，他悲凉的生命情调浸染在诗歌中，留下了大量带有“泪”、“伤”等字眼的血泪诗句。像王国维那样选择高贵的死去也许比继续艰难生存要容易得多，但弘扬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强烈生命意识促使他坚持在黑暗中钩沉索隐，以口述而完成了经典巨著《柳如是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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