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哲学、史学、文学的划分，是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文化、学术中引进的。这一分类是现代社会对学术研究的贡献，有其长处，也有其弊病。例如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就不完全合适，这也是众多学者强调并呼吁把“国学”或“汉学”列入学科目录的动因之一。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学科目录本身就是并不全盘引进美国模式的结果。皮之未动，毛将焉改？对学科目录不进行反思和必要的调整，“国学”或“汉学”就难以在学科中确立。

为什么说“并不全盘”地引进呢？美国有的大学设有“美国学”一科，我们就没有学来。当今世界急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尽管这种交流自远古时代起就已经出现了，但是，迫于各个民族和文化的发展以及人类和平与幸福的急切需要而自觉地进行交流，则似乎应该是从冷战结束之后才正式地大规模地开始的；而自进入21世纪以后，不同文化的对话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不同文明的交流，已经在不同层面上展开。无论是政治的和形态文化的（例如文学、艺术、民俗等），还是宗教的交流对话，都离不开上述的哲、史、文的视角、观念和方法。

但是，平心而论，恰恰在哲、史、文自身层面和范围内的直接交流与对话却显得赶不上形势的要求。而缺少了哲、史、文交流的引领，其他形式的交流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处于盲目、自发、零碎和低效的状态。如果说，跨文化交流是世界各国人民和谐相处之所需，那么中外就哲、史、文进行交流，就是推动跨文化交流之所需了。因此也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世界汉学界和中国学术界密切而深入的交流合作承担着重要而紧迫的责任。有鉴于此，我希望到一定时候，能够分别举行哲、史、文等学科的专门研讨会，以期为世界深入了解中国提供更多的思想和智慧。

在跨文化交流中，了解和熟悉别的民族的思维方式十分重要。例如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古代典籍，如《老子》、《论语》、《庄子》、《孙子》以及宋明理学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法文、英文，甚至可以追溯到400年前，但是因为欧罗巴—希腊—希伯来文化的思维与中国文化的思维有着巨大的差异，因而西方人在阅读、研究这些文献时难免受到自己熟悉和习惯了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出现理解的偏差。反之亦然。中国人在阅读西方典籍或当代学者的著作时也会习惯地用中国人的思维去理解，乃至发生翻译和理解的错误。要想逐步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从哲学层面进行深入研究。我十分高兴地看到，多年来，葛瑞汉、孔汉思、本杰明、郝大维、安乐哲等大批西方汉学家和杜维明、成中英等华裔学者已经作出了有益的、大胆的探索，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经验不但为世界汉学界、也为中国的国学界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