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格外关注研究的“工具”

毋庸讳言，中国的人文、哲学和社会学科曾经耽误了不少时间。尽管改革开放后，我们逐步基本了解了外国研究的进展，与多国学术机构和专家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关系，包括不少留学生在外学习多年后回来从事研究；但是，至今我们开放的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对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了解也需再广泛深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学者应该对外国学者在研究汉学时所使用的“工具”给予更多的关注。我这里所说的工具，指的是他们所使用的分析论证方法、哲学等学科的基本理念以及术语的选择和确定等等。

同时，我也深感中国学者应该尽快地、逐步地去掉残存着的一些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符合的习惯性想法，例如，认为“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总不如中国人来得真切”，喜欢用自己熟悉的研究方法和形式去评判外国学者的研究等。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世界的多种视角，也需要学习已经为学术实践证明是有用的一切方法、工具和形式。当然，我相信，世界汉学家也会关注中国学者所习惯使用的工具，例如考据之学、版本目录之学、训诂文字音韵之学等。

比较研究要重视异质文化之“异”

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比较”是不可少的，甚至可以说是基础性的工作；同时，对中国的国学研究和世界的汉学研究，比较也是常见的课题或方法，尽管这并不见得就是研究者的初衷，但研究的结果往往是进行或渗透着比较，含蕴在中国典籍中的基本观念，由于民族历史、地理环境、心理趋向、思维模式的特点，与外国，特别是与欧罗巴—希腊—希伯来文化有着显著的差异。我认为，在比较时似乎应该更重视二者之异，而不是二者之同。中国人喜欢“和而不同”，而“和”的前提则是存在“异”，无“异”就谈不到“和”了，寻你我之“异”是为了最后达到彼此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