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充和诗书画选》即将问世,我承命写序,既兴奋,又惶悚。兴奋,因为这无疑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一件大事;惶悚,因为我实在不配写序。我说“不配”,并不是顺手拈来的一句客套话,我的理由是很充足的。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是在“士”的手上创造和发展出来的,在艺术方面,它集中地体现在诗、书、画三种形式之中。这是艺坛的共识,至少唐代已然,所以“郑虔三绝”的佳话流传至今。我对这三种艺术的爱重虽不在人后,却对其中任何一门都没有下过切实的功夫。我偶然写诗,但属于胡钉铰派;偶然弄墨,则只能称之为涂鸦。从专业观点说,我绝对没有为本书写序的资格,自不在话下。然则我为什么竟知其不可而为之呢?是亦有说。
宇文逌《庾信集序》云:
余与子山风期款密,情均缟纾,契比金兰,欲余制序,聊命翰札,幸无愧色。
宇文逌虽贵为亲王,且有文章行世,但以文学造诣言,自远不足以望庾子山之项背。然以两人交谊深厚之故,卒制序而无愧色。有此例在前,我才敢大胆地接受了写序的任务。
我初晤充和在上世纪60年代初,但仰慕大名则远在其前,因为我们之间的师友渊源是很深的。她考入北京大学在30年代中期,所从游者都是一时名师,其中钱宾四(穆)先生在十几年后便恰巧是我的业师。所以严格地说,充和是我的同门先辈。1960年宾四师访美,曾与充和重聚于史丹福大学,后来回忆说:
北大旧生张充和,擅长昆曲,其夫傅汉思,为一德国汉学家,时在史丹福大学任教。傅汉思曾亲驾车来旧金山邀余夫妇赴史丹福参观,在其家住一宿。(见《钱宾四先生全集》本《师友杂忆》,页355)
宾四师写回忆录,惜墨如金,留此特笔,则对此聚之珍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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