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子渊先生的艺术不仅表现了“力”，而且充分的表现了“德”；张善孖先生的作品始终能调和现实和理想；郑曼青先生的作品，充分表现艺术的端庄与严肃。从他们的艺术上，使我人不得不承认东西艺术天然有种绝对不能调和的个性。（见《张大千画展一瞥》，《中央日报·副刊》，1936年4月22日）

这几句话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充和钩玄提要，只用一两个字便抓住了每一位艺术家作品的特色；她的艺术修养和鉴赏功力这时显然都已达到了很高的境界。第二，在概括了三家艺术特色之后，她更进一步主张，中国艺术自成系统、自具个性，它和西方艺术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文化差异。所以她接着又说：

自我看过张大千先生的个展以后，这种主张，简直成了我个人的信念了。

我必须指出，这一“信念”今天看来似乎无可争议，但在1936年的中国却是非常不合时宜的，特别是在受过“五四”思潮洗礼的知识界。当时有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中国还没有进入现代，比西方整整落后了一个历史阶段，无论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或是艺术方面都是如此。充和之所以能掉臂独行，发展出如此坚定的“信念”，是因为她全副艺术生命自始即浸润在中国古典传统之中。入道深故能信道笃，这在1930年代是不可多得的。

充和与古典艺术精神已融化为一，无论在创作或评论中随时都会流露出来。试看下面一段文字：

笔下流动着无限的诗思和极高的品格。……大千先生的艺术是法古而不泯于古，现实而不崇现实，有古人尤其有自己。

充和此评完全立足于中国艺术的独特系统之内，所运用的观点也都自传统中来。如“诗思”即是说“画中有诗”。“品格”也是传统谈艺者所特别强调的。艺术创作的“品格”和艺术家本人的“品格”密切相关，这是我们在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常常碰见的一个论题；至于如何相关，则历来说法不同，这里不必深究。无论如何，这是从以“人”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上发展出来的。充和似乎对张大千的作品有更高的评价，因此评语也暗示他所体现的中国艺术精神比前面提到的三位名家更为深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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