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个人角度讲，唐太宗一班君臣有治理好天下的愿望。唐太宗尤其具有这个动机，因为他要改变人们对于玄武门事变的坏印象，一定要治理好天下为自己树碑立传。唐太宗身边的大臣都是从隋末过来的，对国家民众把握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对国家向何处去，有深刻的思考，深知自己与国家荣辱与共的关系，所以贞观时期有一大批这样的大臣，一心一意、同心同德，都把国家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上。比如公主出嫁，因为是皇后所生，皇帝想让女儿多带嫁妆，有什么不对吗？但魏徵就能出来阻拦，认为不符合礼法，会产生消极影响，不利于国家。结果，皇帝接受了，皇后也接受了。为什么？君臣之间，公私分明，凡是有利于国家的主张就坚持。君臣有此共识，那么建设的问题就不可能出现原则性的分歧。

　　具体而言，贞观时代的政治理性，可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纳谏和进谏。君主纳谏，大臣进谏，以君臣群策群力的机制，运用大家的智慧治理国家，这本来在理论上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在实际的执行层面，往往因为领导人的个人心理作怪，为了个人的面子，而拒绝接受意见。长此以往，当然就形成了个人专断、刚愎自用的局面。唐太宗求治心切，明白纳谏的积极意义，做到了克己纳谏。而以魏征为首的大臣们，也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坚持了正确的决策，正当地维护了国家与政府的形象，很好地完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建设。应该承认，进谏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贞观君臣以大局为重，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发展之间，明白轻重，知所去留。从唐太宗到魏徵，都知道纳谏在政治生活中的宝贵性，所以极力保障纳谏进谏的有利环境，提意见的人即使言辞激烈，也能得到朝廷的谅解甚至奖赏，最后形成了人人争言的良好气氛，甚至如裴矩这样在隋朝以佞臣闻名的大臣，在贞观时代竟然也敢于提出反对皇帝看法的意见。

　　贞观时期的政治理性，还表现在制度化的运作上。当时的中央政权，是一个分层决策的体制。八座议事，就是部长会议，由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的首长尚书）和左右仆射参加，是高级行政会议，处理国家的行政工作，解决工作如何办理的问题。部长会议解决不了的问题，上交宰相会议讨论，宰相由三省（中书、门下、尚书）长官和皇帝指定的参与朝政的大臣组成，他们开会的地点叫做“政事堂”，所以也称政事堂会议。宰相会议解决不了的问题，再上交皇帝参加的御前会议，由皇帝和有关的宰相开会讨论。分层决策，可以让国家政府的课题根据轻重缓急进行分工处理，皇帝只处理重大的和疑难问题。如果所有问题都由皇帝负责如朱元璋那样，至少会造成怠政等问题。

政治理性，也表现在制度化的方面。尊重制度与法律，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原因很简单，法制是政府制定的，并且利用国家的权威去执行的。自己制定的法制自己都不尊重，如何赢得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尊严和尊重。历朝历代，常有最高统治者为了一己之私，弃国家法制于不顾，结果成为政治祸乱的根源。有一官员犯法，唐太宗很愤怒，下令杀人。但是这个官员所犯罪行，不足以处以死刑，所以大理寺的法官戴胄反对，并以法律条款为根据。唐太宗说，法律的权威要维护，但是皇帝的权威就不要维护了？法律的信誉要维护，皇帝的信誉就不要维护吗？皇帝已经下令，你却不让执行，这不是让皇帝丧失信誉吗？戴胄回答，法律是皇帝与天下人共同拥有的，皇帝的一时决定和命令虽然也应该维护，但是比及法律来，这是小信，法律才是大信，小信与大信之间发生冲突，小信理当服从大信。最后，皇帝妥协。执法遇到上级阻力，古今一理，如果不能抗上执法，法律几乎就不能获得尊重。所以，法律是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底线，国家不能有力地维护法律，说明起码的理性都没有具备。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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